以实验来推动教育改革

苏联教育家阿·波利阿耶夫曾说：“教育领域是一块伟大的实验场地。”唯有教育实验才能推动教育改革前行，这已是被教育史证明了的一条铁的规律。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根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在校就读的各类学生约2.5亿，其中高校在校学生3559万人。照理说，我国拥有无与伦比的教育实验资源，应该产生更多杰出的教育家。但可惜的是，我国并没有产生在世界有影响的著名的教育家，也没有撰写出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教育经典著作，这与缺乏有远见的教育实验家不无关系。

为什么大胆进行教育改革实验的人还是太少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以下3点却是最主要的：

首先是认识上的盲区，认为实验纯粹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的事，而包括教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天经地义就是注经和讲说章句，与科学技术老死不相往来。2003年2月27日，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为大学文科改革献三策》一文，其中就提出：“设计创建相关实验室，克服文科脱离科学技术实践的状况，这在新的技术革命时代尤为重要。”可惜的是，拙文并没有引起教育界的重视，也未能看到人文社会科学改革的根本性的突破。

什么叫教育实验？所谓教育实验，是以人为实验的对象，以某种新的教育理论（或理念）、新的教育模式、新的教学制度以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受教育者实施教育，并观察获得的实验效果。一般来说，用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大多也都可以用于教育实验，如观察法、对比法、解剖法、统计法、推理法、归纳法等。它们所不同的是，自然科学实验的对象是客观物质世界，而教育实验对象是人，而人是有能动性的，这就增加了教育实验的可变性、复杂性和周期长的特点。教育实验与科学实验一样，都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只有反复得到重复的结果，方能够称为真理，也才具有被推广的价值。

其次，求同不求异的思维方法，阻碍了教育实验创新。中国人与西方人思维方法有着某些重大的区别，一般说中国人“夸多识，而西方人赞新知”，基于这方面的差异，大多数中国人是“求多不求新，求同不求异，求稳不求变”，而西方人则恰恰相反。

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该校校长伍德罗·威尔逊的一段话得到证实，1907年他到哈佛大学参观。他在演讲时说：“普林斯顿大学不是哈佛，也不希望成为哈佛那样；反之，也不希望哈佛成为普林斯顿。”这是对大学多样化重要性最经典的诠释，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后来的实践证明，普林斯顿大学的确完全不同于哈佛，它是一所“小就是美”的袖珍大学，没有美国最吃香的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但它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却令世界其他大学刮目相看。然而，在中国却没有这样有特色的大学，在求同不求异思想的指导下，普通大学一味模仿重点大学，地方大学向中央大学看齐，而民办大学也亦步亦趋地走着公办大学的路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千校一面的局面。

我国现在有近3000所大学，虽然师资和学术水平有差别，但办学模式甚至连院系和行政机构的设置都完全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曾兴起一股改校名和系升格为院的热潮，这就是同向思维最典型的表现。

再次，有一些人怕冒险、视教育改革实验为危途。解放思想，投入教育改革的实验中来，这是一块伟大的实验场地，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是大有作为的。唯有如此，才能创办我国各具特色的大学，才能产生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进而创建我国的教育学学派。这是祖国人民的希望，也是时代的呼唤，我国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切莫辜负时代对我们的期盼！

（摘自2016年4月12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