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精神与文化品格

每一个文化产品都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精神的展现。时代精神赋予文化产品不同的文化品格，文化品格也通过艺术辐射和审美愉悦彰显时代精神。文艺作品应当以崇高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品格驱动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成为彪炳时代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精神丰碑。

崇高的时代精神赋予文艺崇高的文化品格

时代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在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变革中所形成的集体意识、大众心态、统一认知和共同的理想、愿景与追求。它是文化创造的前提和要素，因为以反映和表现时代生活为己任的文化创造永远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群体，而时代精神则是这生活与人群的主流意识和核心观念。时代精神更是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经过升华后的凝聚与集中，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体现。文化创造也只有真正抓住了这种本质并加以艺术化地表现，才有希望完成所负载的历史使命，获得自身的文化品格。

时代精神虽然是从时代生活中产生的，却醇于生活、酽于生活、高于生活，代表着生活的本质和未来，体现着时代的韵律和脉动，引领着人生的道路和方向。作为一首长诗，《离骚》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它对楚怀王时期的荆楚大地及其社会政治生活的具象化描绘，也不在于它对屈原的谪迁生涯的精准刻画，而在于鲜明、强烈的人格魅力与爱国情怀，在于饱含于其中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从一个特定时代所升腾起来的崇高精神，一旦获得文化上的确认，便会成为一种永恒存在的文化品格，不仅有持久的保鲜期，更有无穷的正能量。

从人民生活中发掘时代精神、提升文化品格

时代精神是社会生活与社会变革的观念凝聚和意识升华，是在现实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上层建筑和对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典型化认知表达，诚如马克思所说，是生活规定了意识的内容。所以，它不仅是与时代生活相匹配、相契合的，更是对时代生活的萃聚与提升。既然如此，舍弃和规避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创造又怎么能够准确而深刻地反映时代生活、切中时代脉动呢？

存在决定意识，实践生发精神。任何时代精神都是特定的时代生活与社会实践的升华物。因此，我们要使文化创造充盈时代精神，就必须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深耕生活、深谙生活，并辅之以科学的和艺术的认知方式和表达方法。因为生活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有深入其中，才会有所发现。但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时代、同样的生活，不同的作者却往往会有不同的发现呢？这便是由各自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所致。由此可见，要在作品中写出时代精神，对于创作主体来说至少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深入生活主潮，洞察生活底蕴，全方位感知和认识生活本身，并从中发现和提取最本质的东西加以比较、鉴别、淘洗、提炼，进而采用美学方式对之进行艺术化和典型化的提升与创造。这个过程，实际上正是从生活中发掘精神，并以艺术化的方式而使之渐趋明朗、显豁的过程。二是创作主体的意向、立场与观念必须正确。这就要求创作者自己首先必须具有正确而先进的主体精神，并对之施以科学裁量，最终表现在创作实践中。

显然，时代精神是优秀文化产品的必备要素，只有它才能赋予文化产品以美的形质与优良的品格。而时代精神在文化产品中的充分彰显，则是只有在主体与客体交融之后才能实现。这就要求作家、艺术家必须深入生活、挚爱人民、感应时代、德艺双馨，努力营造足以形成提升时代精神的良好气场、优越环境和主客观条件。

以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要求我们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在文化创造中，由于方法与方向、形式与内容等总是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这就要求创作主体必须择取最能与之相匹配、相照应、相促进的艺术形式和创作方法。这种艺术形式和创作方法的选择自然是多种多样的，作家的个性和创作习惯也是多种多样的。目前，特别需要强调弘扬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现实主义既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创作强调忠于生活、忠于时代、忠于人民，要求作家深入人民的生活，吸收时代的养分，分析时代的问题，表现人民的悲欢。

文化自有文化的规律，美学自有美学的法则。在认知和践行中一旦脱轨、违规、悖律，就必然要自食其果。民族性、时代性、中华文明特质，永远都是文化创造所不可弃置与违逆的铁律。而我们的文化创造的根脉、气质、风格与内蕴，则永远都应当是而且必须是中华民族的、改革时代的、人民大众的和社会主义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创新性和个性化的文化创造，才会赢得成功。否则，只能是事倍功半。因为文化是对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和特定人群的情愫与精神的表现和升华，一旦离开这种特定性而妄加拼接，就很可能会南辕北辙、水土不服。我们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品格只能也只会在我们自己的社会基础、时代氛围与生活土壤上产生。任何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都是与之所反映、所描绘、所表现的社会内容相适应、相匹配、相促进的，而绝不是相反，也绝不能相反。

（摘自2016年5月《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