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性善论的另一面

孟子对儒学的一大贡献就是“性善论”。孟子的性善论是儒家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基础。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孟子在他的七篇大作里没能证明“人性善”。孟子运用不少经验证明，经验证明不是有效证明，同时，我们还可能举出许多相反的经验。比如孟子用“恻隐之心”来证明人性本善，使用的就是经验证明。我们每人几乎都有触动恻隐之心的经验，好像其普遍性足以证明人性本善；但我们是否也普遍地具有“小人之心”的经验呢？如同孟子所说，我们看到一头牛将被杀，一个小孩将落井，马上就会有怜悯和救助之心涌现；但另一方面，我们是否也暗暗地有一些别的思想和感情呢？比如嫉妒、幸灾乐祸、你争我夺等。

既然不能证明人性本善，我们就不能认同孟子的政治构想。孟子的政治构想很有一厢情愿的味道：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因此就有了仁心的苗子，把这仁心加以扶植，且使之枝繁叶茂，这便是“修身”了；然后用这光辉的自身作样板“刑于寡妻”（给妻子做道德示范）便是“齐家”；“以御于家邦”（以此治理国家）便是“治国”；用仁政治国就是行王道，行王道自然“天下莫之能御”（天下没有人能够抵挡），从此也就“平天下”了。

孟子这套政治理论的幼稚之处在于，他的严密逻辑之中有一环错了，而且还是关键的一环：如果一旦不能证明人性是善的，并且君主们都能不失其善的苗子，且在花天酒地醇酒妇人以及血腥“相斫”时还能扶植这棵善苗，使之蔚然而成大气候，那么，孟子的整个政治建筑就将土崩瓦解。在孟子这棵政治大树上，不知吊死过多少代的英雄豪杰与智谋之士，直到“五四”之后，以蔡元培、李大钊和胡适等16人为代表的知识界，还提倡过“好人政府主义”呢。

当我们认定性善，撤去一切对权力的自我防范，把一切都交给一个“圣明”的皇帝，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有多少庸君、昏君、暴君，甚至荒诞之君，就有多少凄惨的结局。

（摘自2017年1月6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