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的中国文化缘

1827年1月31日，在德国的魏玛小城，77岁的歌德和年轻的私人秘书、35岁的爱克曼一同吃晚饭。

席间，歌德说：“在没有见到你的这几天里，我读了许多东西，特别是一部中国传奇，现在还在读它。我觉得它很值得注意。”当爱克曼对遥远的东方表示出惊奇后，歌德告诉他，“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歌德所说的中国传奇，名叫《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据考证，这本书1761出版了英译本，书名译作《恩爱夫妻》，后来又有了德文、法文译本。

歌德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学的兴趣，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1826年到1827年间，他在重读了长篇小说《好逑传》后，又读了《花笺记》和《百美新咏》，以及法文译本《玉娇梨》。正是受到了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文学作品的启发，歌德创作了著名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而在之前的1781年，他还曾试图将早已传入欧洲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为悲剧《哀兰伯诺》，但只动笔写了两幕，终未完成，歌德自己对此抱憾不已。

歌德对中国文化有着长期的接触。根据歌德日记的记载，歌德年轻时在斯特拉斯堡期间，就通过拉丁文译本接触过《中国六经》（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三字经》）。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在《歌德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曾把歌德著名的教育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中的一些文句和《孝经》一一对照，指出其相似之处，并认为，“中国道德的出发点和他（指歌德）的人类教育的出发点相同”。

在德国，人们把歌德称为“魏玛的孔夫子”。歌德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比他同时代的人无疑多很多。遥远中国的种种，成为他思考的参照物，也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来源。尽管受到时代的具体条件的影响，歌德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见解不乏片面、固陋之处，甚至缺少足够的选择性和批判性，但歌德毕竟是歌德，正是在上面提到的那次谈话中，歌德从对一部三流的中国白话小说的思考出发，作出了他关于“世界文学”时代即将来临的著名论断。

（摘自2017年1月6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