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规声声唤春晖

农民作家刘文忠的系列短篇小说塑造了性格各异、形态不一的农民形象，于不动声色中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又令其在忍俊不禁中透出生活的辛酸悲凉，在辛辣的讽刺中倾注了作者对三农问题的深刻忧虑。掩卷反思，回味无穷。

《姐姐》是其代表作。小说中的“我”是个苦命的孩子，和唯一的亲人姐姐素素相依为命，姐姐像母亲那样照顾“我”——冬天，她从自己的棉袄中揭出一些棉絮，缝制到“我”的棉衣中；夏天在外面乘凉，姐姐为“我”扇扇子。后来“文革”发生了，“我”辍学和姐姐一起劳动。姐姐起早贪黑，给花生上粪浇水、除草灭虫，秋天时收获了80多斤花生，能卖50多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姐姐乐坏了，但当她把花生弄到集市上后，却被管理所的人没收了，说卖花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姐姐还差一点被弄去游街。为此姐姐很伤心。但姐弟俩的辛勤劳动总算有了结余，姐姐就买来花布和棉絮，做了两床棉被，叠好放在柜子上，说“是给我娶媳妇用”。

此后，姐姐就张罗着为“我”说亲，但终不见有媒人上门。一晃几年过去，“我”成了大龄青年，姐姐也早过了青春岁月。姐姐无计可施，背着“我”嫁给邻村一个残疾人，为“我”换了一个媳妇。自此，姐姐再也没回过这个她操劳了几十年的家，未进过这个她生活了几十年的村。她几十年的苦心经营，终成了泡影。姐姐内心的痛楚，有谁知道？

素素是一个淳朴的女孩，漂亮聪慧，心灵手巧，善良温柔，勤劳能干，是村里公认的淑女美人。为了改变家庭面貌、为了弟弟能成家，她做出了巨大牺牲。在那时，靠个人的双手和智慧改变生存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社会不允许，个人的能力无足轻重，个人的欲望一再被压缩。“换亲”这一事件是当时农民艰难生存的一个缩影。“姐姐”这一人物形象很有代表性，彼时，不知有多少姐姐为弟弟“换” 了媳妇。而为此，不知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

《穷人的梦》的主人公叫李中，50多岁时才娶了二婚的妻子珍，珍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家荣，夫妇俩想让孩子读高中念大学，跳出农门。孩子读高中时，夫妇俩已年近古稀，地已经不能种了，于是他们把地流转出去，买了一群羊喂着。正当他们满怀希望时，羊群却得了瘟疫，一只只死掉。羊贩子想高价收买，李中听说瘟疫传染，坚决不卖，而是让防疫部门拉走处理，分文未得，一家人也由此失去了经济来源。儿子考上大学后，学费拿不出也借不来，无奈之下夫妇俩喝药自尽。儿子见状，在父母和自己身上泼上汽油，三人自焚。李中一家是老实本分、善良无欺、心地透明的人，不仅难以脱贫，就连生存也是步履维艰。

《七爷》中的七爷精明能干，别人不知道他有多少存款。他患了绝症做完手术后还是拼命干农活，凸显了他惜财不惜命的庄稼人本性。

与之相反，凭借烈属之势耍横使硬玩狠的柳四老爷一家(《柳四老爷》)、满脑子商机的村支书金玺、开羊汤馆的家旺以及淫荡的女人辛芳（《第一枝花》的女主角）等极少数人，日子却过得红红火火、风生水起。这些人虽不择手段，但活得风光体面，成为乡人艳羡的能人，甚至是让人骇然的人。这正是最令人深感郁闷之处。这样的现实不改，社会永远属于少数人，多数人毫无幸福可言。这与社会的发展无关，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

每一个乡村都是一个多维度的舞台，其中活跃着各色人等，各处的乡村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对刘文忠笔下的人物是熟悉的，并不认为有多么夸张，相反，我认为这是典型的写实。作者以白描手法，描写了大量富有乡土风俗的人物对话、心理活动、生动的细节和动态的场景，勾勒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艰涩多难黯淡的命运，让读者深感即使在高层致力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当下，三农问题依然复杂严峻。

农民是最贫穷落后的群体，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文化上，都处于社会最底层，疗救的方式，还是鲁迅在百年之前开出的老方子：从改变人的精神着手。

刘文忠这位纯粹的农民作家，在写这些人物的同时，暴露了社会丑恶人性的疤痕乃至脓疮，不单纯是为悠闲的人们提供谈资，更多的是期盼这些小人物能够免于侮辱、免于欺凌、免于奴役、免于挣扎，过正常人的生活，有尊严地活着。这是作者的初衷。年过花甲的他一直生活在农村，每每夜深人静，犹如啼血的子规，发出声声深情的呼唤，期盼黎明的曙光照亮他脚下的大地和村庄，期盼浩荡的春风拂过每个乡人的心间，涤荡每个人心中的郁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