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语教育应进一步实现中国化、本土化发展

我们党的历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党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遭受到了惨痛的教训。其中，教条主义的偏差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挫折和损失，其教训最为沉痛。反观教条主义的本质，从根本上说就是陷入了偏执于“形”而忽视领略其“神”的原教旨主义，即“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而不是从中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向我们所展现的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实践为最终取向的，本身就和这种知识论、经院化的姿态格格不入。发展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只有立足于时代、实践、科学发展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算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走出书斋，避免其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倾向，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我们党在九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关键。也正因为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成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思想武器。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即使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倒背如流，也会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所谓“洋本本”的超越。也正因为此，中国的成功经验才具有了世界意义。正如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所言：“整个来看，中国经验提供的不是一个应当遵从的道路，而是一个把普遍性应用于特殊性或把全球性转变为地方性的范例，它号召他国通过相似的进程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对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路径有着深刻的启示。从广泛意义上说，近代以来的历史遭遇使得中国外语教育在一开始的滥觞时期就是作为应对民族危机和反抗西方殖民的手段而出现的。自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使得我们被迫放弃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走上了“被近代化”、“被世界化”的道路。在这一进程中，外语教育无疑充当了“悉夷”、“师夷”、“制夷”的先行军。而学习西方、效仿西方则成了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旋律。“二战”以后，促进经济发展开始成为世界的主旋律，而且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日益加深，经济一体化的趋向愈加明显。在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外语教育由于和外向型的经济形态结合得过于紧密，最终仍然突出的是外语在沟通交际方面的工具性，以“字正腔圆”为标志的纯正外语备受青睐。于是，西方的教材成为最权威的教材，国外的教学方法被视为最科学的方法，英美等国家的课堂被理想化为外语学习最“给力”的课堂。这种动辄以西方为标尺来审视中国外语教育的做法，可以说是外语教育领域内的“原教旨主义”，因为这种教育观念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外语教育中的中国元素，没有结合中国自身的实际进行本土化、民族化的创新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的翻译机和传话筒。这样的外语教育，只能勉强称为外语教育“在中国”，而不是“中国的”外语教育。

因此，中国的外语教育只有“内生”于“中国的”这样的“所有格”之中，才具有本土化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突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外语教育事业中的指导地位，也应该突出外语教育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不断推动外语教育的民族化和本土化上下功夫，使外语教育内在地成为“中国的”，即它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内容为中国人所接受并被运用于中国的教育实践。只有民族的，才有可能成为世界的。在外语教育中融入中国元素、嫁接民族文化，不仅不会使外语教育“变形”、“乏效”，还是对外语教育本身的创新和发展。从世界各国的外语教育实践来看，成功的外语教育也并没有一个必须遵从的固定模式，而只能是结合本国实际、凸显地域文化色彩。仅从英语教育的全球推广来看，英语在传播过程中不但没有走向标准化、齐一化，反而出现了很多变体，表现出了丰富的地域文化色彩。比如，许国璋先生编写的《许国璋英语》之所以经久不衰，影响了几代人，正是因为这本外语教材在内容和形式上融入了中华民族自身的元素，成功实现了外语教材在中国的“变体”。当然，以今天的眼光视之，这本教材的内容也许陈旧了，但我们不能以此为理由否定这本外语教材所指示的外语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方向，而只能沿着这个方向赋予其更加鲜明的时代气息。

（摘自2017年4月《中国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