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西南联大

通过翻阅报章，我对《上学记》已有了零星的印象。近日得闲，仔细阅读了此书，觉得有话要说，不知是否得原著要领。

《上学记》虽然描述了何兆武先生求学的各个阶段，但着墨最多的是他在西南联大的七年（1939年-1946年）。这里奠定了他的思想和学识的基础，也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何兆武回忆起来，觉得那是他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岁月。

何兆武的亲身经历，让我们走进了真实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精神核心就是彻底的自由。在这里，自由到什么程度呢？何兆武回忆说：“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个人行为绝对自由。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无论什么都凭着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邹承鲁院士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他和他的团队在上世纪60年代研究出了胰岛素。有记者问他：“为什么西南联大培养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他的回答就两个字：“自由。”何兆武说：“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这个说法是否也回应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呢？我想，大家会有自己的思考。

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学生上课的自由不仅仅局限于喜欢谁的课就听，不喜欢的就不听，更重要的是学生可以和教师辩论；同学之间更是高谈阔论，甚至狂妄放肆，可以把权威人物贬得分文不值。这样的场景在书中多次呈现，何先生称之为“联大校园的风景”。他列举得最多的就是当时已大名鼎鼎、才气逼人的杨振宁、王浩等人。譬如，杨振宁和黄昆讨论爱因斯坦发表不久的一篇论文。黄昆问：“有何感想？”杨振宁摆了摆手，说：“毫无新意，是老糊涂了吧。” 杨振宁对风靡一时、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大师，不仅毫无崇拜之意，而且骂得狗血淋头。一次，何兆武与王浩闲聊，聊到一位哲学家对某一问题的看法，王浩说：“哲学家总有讲不通的地方，他也就只能这么讲了。”言外之意是，这位哲学家的水平有限，能力到此为止。青年学子正是因为看到了大师的局限，才敢于质疑大师，敢于俯视大师，也才有了后来的超越；若干年后，他们也成为世界顶尖级的人物。何兆武与王浩是要好的同学。一次晚饭后散步时，两个人谈兴大发，谈人生，谈哲学，神聊起来，以致下雨了，他们也毫不在意，冒雨聊了两个多小时，全被淋成了落汤鸡。在当时艰难困顿的物质条件下，对科学、哲学、人生等一系列问题的追问，对国家前途及个人命运的思考，对自由、民主、幸福的憧憬和展望，是西南联大师生最可贵之处。

“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读书也一样，书读得好坏跟你拼命不拼命没关系。天天开夜车，我不认为那是一条正路。”何先生的这段话，是指工作和学习。工作要得法，才会高效；如果只是机械地干，成绩就不会突出。读书、学习更是如此，天天开夜车绝不是值得称道的好方法。这对当下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是很好的警示。读书、学习是精神层面的追求，要有科学的方法、机智的头脑，还要有持久探究的兴趣，方为正途；脑力劳动靠硬拼体力，简直是缘木求鱼。

“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漫游。”何先生的这种读书方式恰如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是一种散漫自由的阅读。这样的读书方式也体现了他自由随意、率性而为的人生观。在蝇营狗苟的当今社会，这是一股难得的清流。

何先生以他的经历和思考生动地描绘了联大师生当时的学习与思想状况，描绘了联大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为当代高等教育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借鉴，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