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建国后至南北战争时期美国大学教师的角色归属

美国高等教育的早期历史既是高等教育在北美大陆的发端，也是对美国建国初期探索的历程。因这个时期的美国学院规模小、教育水平低，学术界一般认为此阶段主要是对欧洲国家的模仿期，具有美国文化特色的教育痕迹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观点看，正是这个时期，在遭遇了一系列挫折、经历了一系列探索后，美国高等教育在模仿欧洲的同时，逐渐形成了明显不同于欧洲的外在形式和内在特质。这些形式和特质的意义或许当时并未显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因素都构成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元素，为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美国独立并没有很快形成对大学教师发展而言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当时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联邦与各州的关系、政党之间的关系、教会与教会的关系、学院与政府的关系等，都处于调适、磨合和重建的过程中。总之，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早期，通过继承欧洲历史遗产和适应本地环境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大学教师的独立身份逐渐确立。尽管与同时期的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大学教师无论从人才培养上还是学术研究上都存在不小的差距，但是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一种不同于欧洲的、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开始建立。南北战争后，高速发展的美国独立教育在世界闻名，学术声誉显著提高，最终在二战后一跃成为高等教育强国。

一、社会塑造下的三重角色

大学教师作为社会成员归属于社会群体，他们的身份认同包括社会认同与自我认知。一方面，教师的身份与其社会地位深度契合，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型构的结果；另一方面，教师群体又通过对自己在时间和空间上一致性的感知来进行自我认知。大学教师的角色体现在其职业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上，他们需要在不同的背景下扮演不同的角色。

首先，大学教师是“学术人”。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学术人，应该以知性的方式存在。大学教师不仅拥有知识，需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以“探究和创新知识”为主旨，这也是大学教师和中小学教师性质不同的主要方面。大学教师需要的施教集体层次、学术自由程度以及他们所具有的知识起点本身就高。从本阶段的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特点来看，想重建公共知识分子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首先要重构美国本土化的知识体系，而知识与权利之间又存在微妙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因此在知识的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背后隐含着政府权力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知识成了一种以符号形态出现的象征资本，谁处在知识生态链的上游谁就拥有了设定知识标准的话语权。”大学教师的学术人身份正是伴随着“学术自由”的发展不断体现出来的，学术自由不仅仅意味着高等教育在学术环节上的自由发展，也意味着大学教师对学术发展的“自主权”。教师的职责和使命伴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在这一阶段，大学教师不再是殖民地时期为宗教服务的牧师群体，开始真正接受社会赋予其培养人才的光荣使命。

其次，大学教师还在社会中扮演“政治人”和“经济人”的角色。学者是一个游走的知识分子，过着他们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但众所周知，“生存”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揭示了人性中存在“各种利益需要”的合理性。大学教师职业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整体，受到社会各个方面、现实与潜在规律的影响，具有多重身份。当我们在对他们进行角色归属的同时，也体现着高等教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进行不同作用的影响力。

总而言之，美国大学教师作为“社会人”是自身社会化的承担者和学生社会化的推动者。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同时又通过社会作用于人的方式来不断寻找自我认同。

二、身份的自我重构

社会和教育的变革往往深刻地影响教师群体的自我认同。在复杂的影响因素中，时间的商品化与身份的物质化共同叠加，造成了教师难以认同自我的危机。对教师而言，自我认同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因为，教师是一种以主体自我为工具的职业，其自我认同对职业生活具有基础性价值。唯有主体自我形成了充分而完整的认同感，作为工具的自我才可能在职业中有卓越的表现。大学教师作为高等知识的传播者，担当着研究、传递和发展民族文化，研究知识在高层次的发展态势，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国家学术文化的地位等重任，这些都是大学教师投身的方向。因此，大学教师的自我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归宿。

教师是依靠权威展开职业生活、完成职业使命的。在实际的职业生活中，教师的权威不仅仅依靠自身的学识和品格形成，还需要其作为一种社会职业身份带来的社会声望所赋予。教师职业有其内在神圣性，所以才会将学校称为“世俗的教堂”。这是因为，教师作为知识与信仰的承载者只有对这一职业的使命怀有敬畏才能实现其独特的存在价值，获得内在的自我认同感。从17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中叶，在200多年的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大学教师学术职业发展中，大学教师并不受重视。大学教师收入较少，社会地位低下，学术职业发展过程缓慢。州政府不关心教师的生活，教师也从来没有获得与公务员同等的待遇，院外董事会也根本不管新大学教师的工作和待遇。校长可以随便雇佣和解聘大学教师，并付给他们认为符合任职条件的大学教师尽可能少的报酬。在这样的社会特征下，身份地位的尊卑成为教师自我认同的核心标准。建国后的美国大学教师神圣感和敬畏感的缺失，导致社会对这一职业秉持一种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理解。

怎样依托现有的社会发展状况来重新建构身份成为这一时期大学教师角色归属的关键。在怀疑与寻找的过程中，大学教师必然会面对迷茫与困惑，而正是这种不断找寻社会归属感以及定位自身职业精神行动的存在，使得大学教师在努力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不断完善自我认知，进行角色的重新分配、身份的再次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