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托服务流于形式　 “三点半难题”究竟如何破？

在2018年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作为首个接受记者提问的部长，特别谈及“课后三点半”问题。陈宝生称，将通过多种模式解决小学生三点半放学给家长接孩子造成的难题，要给年轻父母更厚实的“红包”。

晚托服务流于形式

记者调查发现，针对“三点半难题”，不少地方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南京的“弹性离校”、北京的“课后一小时”、上海的“课后服务”等。但现实问题是，有些地方出现了“课后班”报名者寥寥的尴尬现象，甚至到最后已经无法开班。

家住北京市的黄琼(化名)回忆北京刚刚实行“课后一小时”政策的情景，“孩子所在班级的学生几乎都报名了”。然而，过了一段时间，黄琼和其他家长陆续发现自己的孩子在这“课后一小时”里，并没有什么收获。“前一年学的美术是涂色，这一年还是学涂色，浪费时间。”黄琼对记者说。

据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程平源介绍，实际上，学生参与的社区三点半服务课堂基本是流于形式，老师没有经过培训，不专业。记者注意到，上海日前作出规定，以教职工为主提供服务，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教职工轮流排班、返聘退休教职工等方式提供服务，确有需要的可引入社区教育力量或社会公益性机构。

弹性离校经费有待保障

针对“三点半难题”，有的学校提倡“弹性离校”。而且，近年来，实行弹性离校，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已成为各地教育部门、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不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弹性离校”并非对所有年龄段的学生都有用，要做到科学合理的“弹性离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资金就是其中绕不开的话题。

记者注意到，从各地的实践来看，有的地方采取纳入财政预算，向学生家长提供免费晚托服务，例如上海、杭州和南京。上海规定，上海市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目前阶段不向学生或家长收取费用，所需看护费用由财政经费解决。还有一些地方探索成本分摊机制。

政府、学校、家庭权责应予厘清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建立弹性离校制度？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国家层面并没有明确要求采取何种模式，而是把探索的自主权交给了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除提前放学或者完全由学校的晚托班来接手，是否还有其他办法？

北京市教委提出，学校与家长签订协议，约定双方责任和权利，探索建立课后服务家校合作制度。这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可通过协议方式，明确学校和家长双方的责任。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开展好晚托服务，关键在于提高现代治理能力。例如，如果向家长收取一定的费用，需要举行听证会，确定价格，做到公开透明；学校提供的晚托服务项目、课程，应由学生自主选择参加；依法界定晚托服务中学校、第三方机构和家长的责任等。“学校如果购买第三方服务，引入公益机构，首先可由政府部门明确相关机构的资质，只有满足资质要求，才可引入开展晚托服务。其次，在引入时要进行公开招标，由家长委员会参与决策。再次，要由家长和专业机构评估具体的服务质量，引入淘汰与竞争机制。”熊丙奇建议。

（摘自2019年3月13日《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