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

４０多年前，看露天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享受一场和过年同样重要的盛宴。那时，露天电影的放映地点一般不固定，村庄的主要街道、小学的操场、农闲时的场院，只要地方足够宽敞，支起两根竹竿，挂起幕布，一个露天电影院就大功告成了。有时干脆连竹竿也不用支，工作人员将幕布的一头挂在电线杆上，一头挂在附近的树干上，架好放映机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每当得知村里又要放电影了，我一整天都会激动不已。也不知为什么，放电影那一天，我和小伙伴们都会在课堂上聚精会神地听讲，认认真真地写作业，有劳动任务大家也都抢着去干，好像不这样做就会对不住晚上要享受的盛宴。而在放电影的日子里，老师对待我们也格外亲切，不留一点儿家庭作业。

终于熬到了天黑，我胡乱吃几口晚饭，就急急忙忙地抱着小板凳往放电影的地方跑，生怕去晚了占不着好位置。电影放映前，以放映机为圆心，２０多米的范围内人头攒动，叫嚷声搅成一片。孩子们吵闹着要为自己和家人抢占一块看电影的好地方，那架势就像一群饿狼争抢一只兔子。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就为了争一块尺寸之地，能放下带来的小板凳。

夜幕降临，银幕下面挤满了人，大家或蹲或坐或站，或吸烟或嗑瓜子或拉呱。有些调皮的男孩子为了获得最佳观影效果，有的爬上树杈，有的爬上房顶，有的骑上墙头，有的趴在人家的草垛上。真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电影放映前，工作人员照例要调试机器，在放映机强烈的光束里，孩子们在银幕前做着各种各样搞怪的动作，一会儿是一只晃着长耳朵的兔子，一会儿是一只伸着舌头汪汪叫的小狗。影子投射到幕布上，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放映场上人声鼎沸，耳朵灵敏的观众已经听到了放映机那均匀、温暖的“咔咔”声，就像伏天的泉水倏地漫过脚背，沁入心田。仿佛事先约定好了一样，霎时间，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睁大了眼睛。黑暗中，一双双眼睛像一串串夜明珠在熠熠闪烁，又像满天的星星一不小心全都洒落到了小村庄的街道上……

那时候放映的片子大多是战争题材的：革命英雄董存瑞、邱少云和狼牙山五壮士；红军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抗日根据地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

战……伴着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的剧情，大伙儿一会儿欢呼，一会儿流泪。一场电影看完，有关情节和人物总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我跟小伙伴们最爱模仿战争片里的故事情节：头戴用柳枝或者杨树枝精心编成的草帽，手握用柔韧的庄稼秆儿或者晒干后不易裂纹的黑疙瘩泥做成的盒子枪，茂密的芦苇荡、火红的高粱地里便出现了我们矫健的身影，回荡着我们高昂的呐喊声。我们玩得是那样的野：饿了就挖野菜、摘酸枣，甚至捉蛇、田鼠和鱼来烧了吃；渴了就喝泉水、河水。有时，我们也用声东击西的诡计去偷生产队种的西瓜，通常是一边吃一边模仿电影里的台词调侃看瓜人的呆头呆脑。而“战友”一旦“被俘”或受“重伤”，我们便嗷嗷叫着，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要“让敌人血债血偿”，因为这样才符合电影里那些英雄的标准。就这样，通过电影，革命英雄的信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我们的血液中，无声地影响着我们的言行，锻造着我们的人格，也让我们茁壮成长……

如今，在我的农村老家，露天电影几近消失，但作为尘封在那个年代的美好回忆，露天电影永远都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牵挂。就像一个母亲，终生都在牵挂那个很小就离开自己怀抱去了远方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