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灯光
火的使用,让人类逐步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灯的使用,让人们从此摆脱黑暗,走向光明。我们的生活史,就是一部照明工具的变迁史。
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就会使用松脂火把照明。到了周朝,青铜器和陶器的大量使用,为灯具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春秋时期,照明用的灯具——豆开始出现。当时,人们用豆脂作燃料,将其盛放在陶制的小碗里,放上一根灯芯,点燃照明。战国时期,灯具以青铜制为主体,造型大致分为人俑灯和仿日用器形灯两大类。但在当时,青铜器是身份的象征,用青铜器作照明工具是贵族才享有的权力,平民百姓能使用的只有粗制的陶器豆了。
上世纪70年代,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夜晚照明只能通过煤油灯。那时,天一黑,村民归家,猪羊归圈,鸡鸭归笼,除了偶尔传来的犬吠声,四周黑漆漆一片。只有夏夜乘凉时,人们才会走出家门。一般情况下,吃过晚饭,一家人就早早休息,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
那时的煤油灯相当简陋,用墨水瓶或小药瓶盛煤油,将一个铁片卷成筷子头粗、约5厘米长的小圆筒作灯芯,在圆筒上1厘米处套一个大于瓶口的圆铁片,让灯芯悬在瓶子中心,再把草纸捻子或者棉芯儿穿入铁筒内,放在瓶子里,一盏煤油灯就做好了。倒入煤油,让灯芯儿慢慢浸透,划一根火柴点着,橘红如豆的灯光便在屋子里散开。母亲在灯下缝缝补补,父亲在一旁吸着浓烈的旱烟解乏,我们则趁着昏暗的灯光写作业。灯苗忽闪忽闪,映到墙上的影子便忽大忽小,左右摆动。
煤油灯实在太昏暗了,而且煤烟很大,在屋里待久了,脸上、鼻孔里都是黑黑的煤烟油渍。不久,更加明亮的罩子灯出现了。罩子灯是玻璃做的,底座形同一只高脚杯,杯座上部是一个圆柱形瓶体,专门盛放煤油,一个莲花状的灯头拧在瓶口,灯头周围是几个花瓣状的铁爪,灯头中央镶嵌着一个鼓凸的带长条口的“蛤蟆头”,灯头一边有个能旋转的按钮,可以调节灯芯的长短,灯头上面套着一个薄薄的大肚子圆形玻璃灯罩。罩子灯刚兴起时,大多用在学校、机关的办公室,后来才渐渐进入家庭。这种灯能调整灯光强弱,还能节约用油,但毕竟还是燃烧煤油,用一段时间,玻璃灯罩也会被熏黑。这时,只要取下灯罩,用柔软的草纸或者棉布一擦,灯光就又澄明透亮了。
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晚上经常开大会,或者进行集体生产,这时候照明用的是室外灯。马灯就是常用的一种。马灯俗称“气死风灯”,底部是一个圆形封闭铁盒,侧上方有一个圆形带盖小孔,用于倒入煤油,上有灯座、灯头,底座上边装有两个铁架,铁架内有一呈“8”字形的铁丝网,专门用来保护玻璃灯罩。马灯上有提手,可以摆放在桌面或者地上,也可悬挂,因为不怕风吹,所以特别适合野外照明。
比马灯亮度更高的是汽灯。汽灯比马灯大,用石棉网作灯泡,圆圆的底座上面连着灯架、灯罩、灯泡、灯盖。它之所以叫汽灯,并不是因为燃烧汽油,而是需要通过打气使煤油汽化燃烧。汽灯底座上有一个圆形小帽,即打气棒。打气时,它像打气筒一样,把气体压进煤油容器里。在巨大的压力下,煤油通过喷管汽化后喷到石棉网上,火柴一点,嘶嘶作响,极亮的光照得人不敢盯着看。集体打场时,几盏汽灯高高挂在竹竿上,使麦场亮如白昼。借着汽灯的光,大人们边说笑边干活,小孩子们则在灯下做游戏、捉虫子。
汽灯由于比较昂贵、费油,一般家庭用不起。这时,一种亮度高、适合家庭用的嘎斯灯出现了。嘎斯灯,顾名思义就是用嘎斯石作燃料的灯。嘎斯是“gas”的音译,嘎斯灯就是电石灯。嘎斯灯的制作方法比较简单,将酒瓶粗的钢管焊成两个高一拃多长杯子状的铁桶,两个桶要一端密封一端开口,口要一大一小,小桶封口一端中间焊接一根细长、顶端有小眼儿的灯头。然后,小桶中装上电石,倒扣在大桶里,大桶内倒入水,嘎斯石遇水就会汽化,变成乙炔,从灯头冒出,用火点亮,漆黑的屋里瞬间便明亮起来,嘶嘶的响声和臭臭的气味也会随之弥漫开来。
改革开放后,生产力大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电力应用迅速普及,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各式煤油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由于电力供应不足,停电成为家常便饭。其间,蜡烛又派上了用场,成为照明的应急和替补。但也仅仅是替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停电不再频繁,蜡烛也就仅成为新人婚礼上的喜庆象征了。
如今,城市乡村的大街小巷都有了路灯,走入商场,各式各样的灯具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但那些曾经的灯光,或明或暗,都带着独特的记忆,封存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