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七七级

回想那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变七七级一代命运的高考和丰富多彩又伴随着许多酸甜苦辣的大学生活，心中充满了对命运和时代的感恩，同时也涌现出许多复杂难言的滋味……

那是个乍暖还寒的时期

１９７７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那年深秋季节，传来了恢复高考的喜讯，我正在一个叫作分水岭的山头工棚里编写《学大寨战山河简报》。１９７７年高考政审，报名条件十分严格，且需要单位领导同意。当时主管领导以“革命工作需要你留在这里”为由不批准我报名。为此，我从教育局找到县委文教办……一直找到县委主要领导。最后，县委一位副书记发话说“给人家机会考考嘛！真能考上的话，还可以再回来工作嘛”，这才允许我报名。

那年全县成千上万名考生参加了高考，考中的只有３７人。入学通知书由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去拿的，然后和我进行“组织谈话”。我至今还记得支部那位很单纯很直率的大姐在发给我录取通知书时那严肃的神情和谈话的内容：“因为你报考的中文系和你现在的工作还算对口，所以领导同意你上学了，学成了再回来吧。”

报考不顺，毕业也不顺。毕业前夕的１９８１年，由于我主编的学生刊物《沃野》被批为“自由化”典型，因此我的毕业产生了一些麻烦。为此，好心的辅导员上下为我斡旋，善良的系主任、副书记、副主任和校团委书记等领导、师长尽自己的所能，想方设法为我说话，从而使我得以留校，我至今心存感激。

那是个乍暖还寒的时期。那个时期的重要转折标志，是１９７８年在全国学界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记得以吴富恒为校长的山大闻风而动，临时租用东郊宾馆召开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学术大会，此举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场讨论的启蒙意义和思想解放的历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它开启了一个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理想主义式微，去圣渎神，人世还俗。尤其是对我们这批年届“而立”才入大学的“老三届”来说，更是这样。总结这个转型期，我们七七级一代应该感谢山大的是：让我们长出了自己的脑袋，学会了怀疑。

有一种东西始终没有变

我们七七级同学年龄差别很大，而且身份各异，最多的还是来自农村的回乡知青和下乡知青。这些学生在“文革”期间时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份儿。也许正因为他们有过“受压”的经历，所以他们就更多了些反思，不平则鸣，也就更多了些发自内心的改革现状的愿望。

4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这批七七级同学，从乡镇到京城，从国内到国外，大多都成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领导者和学者。但不管我们离别多久、相隔多远，不管我们地位高低、工作性质差异多大，不管我们经历了多少风波沧桑，总有一种东西始终没有变，这种东西叫良知。这恰是我们这批中文系学子人性中最为柔软的部分。大家息息相通、心心相印，关注国计民生，关注弱势群体，痛斥腐败贪官，渴望民主法治，呼吁深化改革……这是大家每次聚会争相谈论的话题。从大学毕业后几十年的经历中，可以看到他们总是有一种独立思考的“风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践履“铁肩担道义”的社会承诺，所作所为总是昂扬着一种正义理想的精神气质。

说不尽的这一代

大概我这一生都与编辑工作有缘了。中小学时代编写墙报、 黑板报，“文革”期间编辑《红卫兵战报》，“学大寨”时代编写《战山河简报》，读大学期间编学生刊物《沃野》，大学毕业后编《文史哲》，同时又参与创办了《青年思想家》杂志，且一干就是２０年。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思想家》，它孕育诞生在充满理想主义浪漫激情的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它继承“五四”《新青年》一代的精神，承载了一 种人文理想。七七级很多同学为它的创建发展或出谋划策，或著文立说，作出了无私的奉献，令人怀想至今。

有的学生问我：“你怎样评价你们这一代？”我认为这是说不尽的一代，这一代见证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这一代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特殊的一代，这一代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这一代是贫穷的，但又是富有的：他们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代，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也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们告别了２０世纪，又以踏实的步伐跨进了一个新的纪元。如今，这代人可以说正值事业和学术的盛年，称之为当今社会的中坚也不为过。

有的学生又问我：“你们这一代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应该说，我们收获了一大批优秀的儿女。据我所知，七七级同学的孩子大都进入了名牌高校，不少孩子具有留学背景，具有很高的学历，他们学有所成，在文学创作、教育科研、国际外交等领域开始崭露头角，已经成为国家的优秀人才。我作为教师来说，收获了一批如同我的儿女一般的青年学生，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念，他们的行动，他们的青春和热情，常常使我感到旭日之东升，百卉之萌动，常常使我愉悦地畅想“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再过２０年，待这批孩子成长为社会中坚的时候，我们的国家该是多么美好……

（作者为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