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年味

说到过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样子。每个人生活的地方不同，过年的风俗习惯也会不同，但在所有过年的风俗里，有一个相同的点，那就是腊月里浓郁的年味。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过年是一年中最值得期盼的日子。

一进腊月，村子里的年味儿就氤氲开来，越来越浓。腊月里，首先迎来的是腊八节，家家都要熬腊八粥。有句俗语道：“腊七腊八，冻死叫花。”这也是一年中较为寒冷的日子。据说每到这天，一大早，老人们会把很小的女孩子从睡梦中叫起来，实施一项早就计划好的爱心行动——扎耳朵眼。当然，这只是专属于小女孩的，男孩子基本上是没份的。

过了腊八节，村子里就开始忙活着为过年准备各种各样的物料。村中的磨坊里开始忙活起来，天天从早到晚都有人拎了粮食来这里推碾，那时候，农村里还没有电，更没有专门加工粮食的磨坊。当然，这些是我们小时候常见的，或许２０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孩子连见都没有见过吧。我们跟着大人到磨坊里磨完粮食，也就更加盼着过年了。

接下来，大人们就开始准备磨豆子做豆腐了，几乎家家的大人都会做豆腐，我也曾经亲眼见过我的父母做豆腐。我的东邻居二爷爷家里有一个水磨，是专门用来磨豆子的。跟着大人去爷爷家先推磨，把一大簸箕精心挑选、洗净、晾成半干的黄豆放到磨眼里。围着磨盘一圈圈地推动石磨，把豆子磨碎，做成一大盆子豆糜。在熏得漆黑的简陋厨房里，坐在风箱前面，把柴火填进锅灶，火越烧越旺，把磨好的豆糜倒进锅里烧好一大锅水，熬成豆浆，再把豆浆舀进豆腐包里；然后加上适量盐卤，原本稀稀的豆浆很快就凝聚在一起。最后在上面压上重重的石块，等上一会儿，豆腐就做成了。

磨完豆子，做完豆腐，最热闹的一幕就该上演了，那就是杀猪。听说谁家要杀猪，孩子们都会跑去看，就像今天在街头看演出一样。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日子过得比较富裕的人家，都会选一头长得最壮的猪杀了过年。于是，杀猪就成为村里最隆重的过年项目。一进腊月，屠夫俨然成为当红明星，在家里静等人家来请，才带着工具上门服务。杀猪的人家请来村里的屠夫，还要事先请好左邻右舍来帮忙，四五个人忙活大半天，才能把白花花的猪肉一点点分开，摆在屋子里，等着过年串门和招待客人。

临近过年，我最期盼的事是跟着父亲去河对岸的斑鸠店镇赶年集。斑鸠店是隋唐演义里草莽英雄程咬金的故里，大街上至今还有程咬金庙。那时，从我家到斑鸠店，中间隔着一条并不宽的小清河，现在早已汇入宽阔的东平湖。一到腊月，小清河里就结了很厚的冰，省去了平时摆渡过河的钱。看着父亲在前面如履平地，我跟在后边惴惴不安，生怕脚下的冰万一开裂，使我掉进冰窟里。等小心翼翼地走到河对岸时，感觉单薄的棉衣里已汗津津的了。

年集上，最热闹的便是肉摊和炮市。家里的大人会在一个个猪肉摊前逡巡，手里仅有的几个钱拿捏着花。为过年串门买几刀猪肉作年礼，再为家中老老少少买几块肉吃，才算完成了全家人的重托。

男孩子最向往的地方当然是炮市。因为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所以春节前最后一个集十分热闹。商贩们都铆足了力气，使尽各种招数，大声地招揽顾客。有人起哄说：“光喊不练假把式，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啊！”于是，那些卖炮的摊主就一个接一个地站到自家装满鞭炮的四轮车上，用竹竿挂起一串长长的大白皮炮来，点着后高高地举起来燃放。黑压压的人头上方立即出现了“噼里啪啦”的响声。整个集市上，鞭炮声此起彼伏，引得人竞相观望。架不住孩子的软磨硬缠，大人们往往会给男孩子买几挂炮仗，给女孩子买几把点着了闪闪发光的滴滴金。有一年赶集，我把父亲给买的一张摔炮掖在裤兜里，也许是磨来磨去时间长了，回家的路上竟然炸响了，差点把裤子给烧着了。

过年最隆重的仪式是大年初一磕头拜年。这一天，老人们都早早起床，端坐在堂屋里等着晚辈们来拜年。说来好笑，当时在外地上学的我在本家爷爷眼里，简直就是异类。那时的我以为磕头是封建迷信，别人磕头，我鞠躬。现在看来，那时给长辈磕头更看重的是一种仪式感。更何况这头一磕下去，不仅是给健在的长辈磕，而且是给已经故去的先人磕，表达的是对长辈、祖先的尊重和感恩。这种古老的传统又何尝不是对年轻人进行的一种生动的礼仪教育？

近些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过年的风俗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为保护环境，还老百姓一方碧水蓝天，政府已经有好多年禁止在城镇核心区域燃放烟花爆竹，人们再也听不到鞭炮响了，过年也和平时一样安安静静的。过年不如以前热闹了，也没有小时候那么隆重的仪式感了。如今，村里也和城里一样时兴团拜，大年初一给长辈磕头拜年的习俗早已成为陈年旧俗。

现在的除夕夜，一边吃着美味佳肴，一边看着春节晚会，已经成为人们过年的标配。大年初一，即使相隔万里／不能当面拜年的亲人，也能用微信隔屏相见，用手机视频聊天，一点儿也不影响亲情的传递。然而，我还是怀念小时候过年时那种浓浓的年味。也许人越是上了年纪，就越喜欢怀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