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之中皆有“深意”

鲁迅先生的文章一向不太好懂，即便读很多遍，也很难真正弄明白。比如《藤野先生》的第五自然段写自己在仙台受到优待部分，好多材料都说此段是“正衬”藤野先生的。我总感觉不太对劲，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今日再读，似乎有点明白了，但这个“明白”并非诸多材料上所说的“正衬”，我读出的是“反衬”——用仙台职员对鲁迅先生“物以稀为贵”的“优待”，反衬藤野先生对其“人”一样的“尊重”。

这段开篇写“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是在告诉读者“物贵”的原因是“稀”，是少，而非“尊”。

看作者举的例子：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

表面上看，白菜和芦荟都受到了“优待”，但这是怎样的“优待”呢？白菜是菜，且本是根朝下保存的，到了浙江，菜根便被“系住”，“倒挂”在“水果店头”，连“京菜（北京的白菜）”都不叫了，被叫为“胶菜”了。这违背白菜本性的、归属不伦不类的、连名字都被改换的“优待”，白菜会喜欢吗？

芦荟呢，本是“野生着”的，到了北京，就被“请”进了温室，冠以“龙舌兰”的美称。一个“请”字，多尊贵、多重视啊！可是，野生的芦荟愿进温室吗？愿被改名吗？

白菜和芦荟愿不愿意没人管，浙江人高兴就好了，北京人乐意就行了。因为“稀”，因为被人“稀罕”，想怎样稀罕就怎样稀罕，管你白菜、芦荟愿不愿意呢！你有选择权吗？

举了这俩例子，文章接着写道：“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我”这个中国人到了仙台，“也”和北京的白菜、福建的芦荟一样受到“优待”了。因为“我”“稀”——就“我”一个中国学生（上文写“还没有中国的学生”），不但不收学费，还有人操心食宿，而且“饭食也不坏”，这确是优待了，“我”也有享受这优待之意了——尽管蚊子很多，需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才可入睡，“我”这个身处异国他乡的孤客却放下了戒备之心——“居然睡安稳了”。“居然”写出了作者对自己可以放心大胆地安然入睡的吃惊，自己对这一“优待”的接受。

可没等真“安稳”下来呢，“一位先生”就认为“我”住的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让“我”搬走。所谓“不相宜”，就是不合适。对谁不合适呢？肯定不是对“我”，因为“我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囚人吃囚人的，“我”吃“我”的，对于“我”这个住客而言，饭菜好吃就行了，“伙食也不坏”就够了，管它还给谁包办饭食呢！可是，人家觉着“不相宜”，不太好，不是待客之道，显得人家照顾不周，于是“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人家“好意难却”，“我”这个外国人怎好辜负了人家的“好意”呢？于是“搬到别一家”，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去了。

“我”显然更愿意住在那个“饭食也不坏”的客店里，可仙台人觉得“不相宜”，“我”就只得搬走。他们是为了更好地照顾“我”、让“我”更舒心吗？恐怕不是吧！只是“物以稀为贵”罢了。“物”哪有自主权和选择权呀？况且人家是“好意”。“我”明明难受，明明不愿搬，还得体谅人家的“好意”，这委屈、这无奈、这弱国小民的悲哀，更与何人说？说出来，也只能是“我”不识好歹罢了。

何曾有谁在乎“我”的意愿？何曾有人问问

“我”的想法？何曾有人拿“我”当人看？没有，一个都没有！这“优待”甚至比日本“爱国青年”对“我”明目张胆的歧视更让“我”难受，更让我欲哭无泪、欲诉无门。那种“歧视”还可以言说，还可以告诉老师，也有同学会打抱不平，可是这种“优待”呢？更与何人说！

所以，“仙台优待”表达的是作者“好意难却”的无奈与委屈，是没人拿他当人看、却又无法言说的悲哀。拿他当人的、尊重他的，只有藤野先生。所以，这里是在“反衬”藤野先生，为藤野先生对“我”的尊重、对“我”的关心爱护蓄势，而非“正衬”。

鲁迅先生不愧是文学大家，一段曾屡屡被认为跑题的文字，竟有这么深的内涵。

课文后半部分还有一个词语，也是很值得推敲的。

文章第三十二自然段有一句话：“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

“离开这仙台”的“这”字用得非常好，“这”是“这样”的，“这仙台”就是“这样的仙台”。那么，是哪样的呢？是被同学歧视、被众人瞧不起、被藤野先生尊重的仙台。一个“这”字把作者如此复杂的情感都传达出来了。没了“这”，只是陈述离开仙台的事实；加上“这”，表达效果就大不同了。

鲁迅先生不愧是文章大家。每一字、每一句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