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善言爱的父亲

父亲出生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因为排行老大，后面还有我的两个叔叔，所以他不到２０岁便出去做工，先后在我们周边乡镇的煤井做过矿工，在济南的建筑工地做过架子工。１９９８年，我考上一所师范院校，在外干了２０多年的父亲又回到家里，跟着村里的工头在周边打零工，一直持续到前几年不幸染病。这样算来，现年65岁的父亲，有４０多年是在辛劳中度过的。

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他每次回家时带着的那个黑色手提包。从我记事起，他已经在济南做工了，因为离家远，每隔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回家，我都迫不及待地拉开他那个黑色手提包的拉链，翻看有没有好吃的。而每次我都不会失望，父亲的包里除了衣物，总会藏着几包鸡蛋糕或者长寿糕（一种形状类似鞋底的糕点）。要知道，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糕点对年幼的我来说无异于山珍海味。后来，我上初一那年，还从父亲的包里掏出过一块BP机形状的多功能电子表，这在当时算是新鲜物件了。那时候，我要住校，早上可以用它来定闹钟，宿舍的同学都羡慕我能有这么一块功能多样的表。初三那年，父亲给我买回一双黑白相间的旅游鞋。穿惯了布鞋和胶鞋的我，第一次穿那么时髦的鞋子，所以十分爱护，那双鞋子也一直陪伴我读到师范二年级。

除去这些，我读书的十几年间，跟父亲其实是很少独处、很少交流的。我考上师范那年，正好父亲所在的建筑公司裁员，他这样的合同工便成为其中一员。按照工龄，公司补给父亲4000元的遣散费。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师范第一年要交的费用是3600元，对于当时我的家庭来说，这绝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冥冥之中，父亲的遣散费解决了我上学的沉重负担。报到那天，父亲去送我，他把钱小心翼翼地包好，放在最贴身的衣服口袋里。一路上，我们也没有什么话题可以交流，他只是默默地给我提着行李。到校后，又提着行李跟我到教学楼报到、交费、领物品，然后到宿舍安顿。忙活了半天，安排妥当后，因为要赶车，他便要接着返回了。我送他到校门口，他才叮嘱我说，在学校一定照顾好自己，不要不舍得花钱。我看着他的脸，第一次意识到，父亲是那么瘦弱、那么苍老。

我读师范二年级时，父亲病了。那时，村里还没通电话，我也每隔三四周才回家一次，所以直到回家才得知。父亲是在工地干着活病倒的，急性胃穿孔，手术切掉了大半个胃。如果不是工地离医院不远，如果不是医院正好有上级医院来的专家坐诊，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术后在家卧床休养的父亲瘦得不成样子，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颧骨高凸……我强忍泪水，心被深深地刺痛着。病后的父亲经过一年多的休养，身体才慢慢地恢复。

师范毕业后，我几经辗转回到了家乡任教，家里的日子也慢慢地好了起来。父亲自从身体恢复后，还是跟着村里的工头打些零工。我一直劝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就不要再干了，他只是口头答应着。

后来，我同大多数人一样，买房、结婚、生女，日子平淡却也安稳。我同父亲的关系也更亲密了一些。周末或者假期，我会带着孩子一块儿回老家，给父母做顿饭，陪父亲喝两盅。离开时，父亲总是把我送到村头，指挥我的车辆驶离狭窄的胡同，看着我开远后才回去。

如果日子就这样一直平淡安稳地继续下去，该有多好。

２０１８年临近春节，父亲的嗓子越来越不舒服，起初以为是咽炎，服药一段时间一直不见好转。年后，我带他去了省会的知名医院检查，仪器探查到咽部长了一个肿物，需要做病理，我的心开始紧张起来。一周后，病理结果出来了，下咽癌。现在回想起来，我在看到结果的时候整个人都蒙掉了。我不知道这几个字对父亲、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回到家后，我安慰父亲说：“不用担心，住院治疗就行了。”

后面的半年，我经历了最为难熬的一段时光。先是疯狂地上网查询这个病的有关信息，然后是等待医院的入院通知，后来是一次次往返医院进行各种治疗。

父亲先进行了两次化疗，其间反应比较严重，但他都硬撑着熬了过来。两次治疗后，经评估效果不好，接下来需要手术或者放疗。我知道，如果手术，需要把整个喉部切除，那就意味着父亲之后再也不能说话了；如果放疗，谁也不敢保证效果会怎么样。我没有隐瞒，把这些告诉了他，父亲默默地说：“手术吧。”

术前的那个夜晚，我蜷缩在病房外的车里，一夜没有合眼。我想：病房内的父亲，也一样彻夜难眠吧。手术那天，我跟母亲推他进手术室，母亲在前面，我在后面。父亲安静地躺在手术车上，我看到，眼泪顺着他的眼角汩汩地流了下来。我想：那一定不是对疾病的惧怕，而是对我们的不舍吧。

手术比较顺利，术后，父亲又进行了一个半月的放疗，忍受了颈部灼伤、严重溃疡、咳嗽等副作用。整个治疗过程下来，他瘦了２０斤，我瘦了十几斤。

转眼，从父亲出院到现在，已经又过去了３年半。这几年里，每逢周末，我都会雷打不动地回家。像之前一样，给他们买点菜，做顿饭，拉拉家常。只是父亲只能听我们说，再也不能同我们聊了。

父亲这大半生忠厚寡言，饱经风霜。从不对儿孙言爱，却把他能付出的都给了孩子；从没叫苦叫累，却辛劳半生还几次遭受病痛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