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论语》情味长

“诗”在《论语》中共出现了１２章，这１２章是孔子与弟子讨论诗。另外还有２２章关于《诗经》的论述，体现了孔子将“诗”融入自己的教学和日常生活中，体现了“诗教”的儒学思想。

孔子与子夏论诗：“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夏所问本是描写庄姜夫人之美，孔子却以“绘事后素”回答，牵引出“绘事”之“绚”与“素”的先后问题，子夏受到启发，以“礼后乎”做出回答。在思想上，存在着从诗文到“绘事”，再从“绘事”推出“礼后乎”，这是从日常生活世界到孔子儒学道德世界逐层递进的过程，也是思想层次逐渐提升的过程。在与子贡讨论“诗”时：“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所谓“起予者商也”“告诸往而知来者”，“起”“告”“知”均与“兴”相近，即通过“起”“告”“知”进入孔子师生的内心精神世界。孔子两次均用“始可与言《诗》已矣”，肯定子夏、子贡对诗的理解，孔子所肯定的是能够启发自己的儒学思想世界，“与言”说明师生双向的“视域融合”，是共同开启道德生命视域的过程。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与其弟子以诗文为主线的对话，是以双方共同的诗学修养为底蕴。对话双方通过对诗文的理解，共同深入孔子的儒学思想世界。在对话中，师徒互相启发，孔子曾两次谈到“诗”之“兴”，即“《诗》可以兴”“兴于诗”。孔子的“诗”之“兴”是一种道德意志的召唤，是自觉的向善向美。孔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之“兴”，兴发的是一种“善意”，是一种自觉向善的意识，是道德生命的启动；“礼”之“立”，是以道德价值挺立道德生命、推动道德生命的演进；“乐”之“成”，是“礼”与“情”、“动”与“静”、“内”与“外”的一种圆融，是道德生命的完满实现，共同构成了孔子的成人之道，体现了孔子儒学的道德理想。

孔子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源自《诗经·鲁颂·駉》，孔子取之作为“《诗》三百”的核心价值，体现了孔子作为一位伟大思想家的价值取向，“思”的取向凸显了孔子诗学世界的永恒主题。孔子及其弟子学诗、论诗，并不是在共同探讨如何创作诗篇，而是探讨和推进孔子儒学命题的诗学方式，是展开和深入孔子儒学思想的一种诗学形态，亦赋予孔子儒学以一种生命形态的诗学智慧。孔子以“思无邪”作为对“《诗》三百”的价值判断，是指情感的真实和道德的纯正。

在孔子看来，学诗、论诗都是个体修身的过程，既包括外在的言谈举止、仪容体态，又包括内在的道德修养、道德品格。孔子云：“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即通过学诗、论诗，以养成“温柔敦厚”的君子品格。学诗、论诗还可以增强人们对人伦之道的理解和执守。孔子儒学把人伦纲常视为治理天下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前提，《周南》《召南》在“诗”的地位中之所以占据首位，就是因为它们兴发、比拟的大多是家庭伦理，尤其是夫妇关系的重要地位。《论语·阳货》载：“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若不明了这种家庭伦理的作用，就犹如“正墙面而立”，寸步难行。这是一个从内在精神向道德教化、从自我向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扩充的思想结构，是对孔子儒学人生意义的全面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