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榫卯起落间唤醒文明基因
从参差翼角间窥见文明密码
1997年7月,当我第一次站在应县木塔下,仰望这座历经千年的高层杰作时,参差层叠的铺作斗拱如天穹星轨般的构造深深地震撼了我。彼时,作为建筑系研究生的我抚摸着斑驳的木构件,忽然意识到,那些典籍中记载的“卷杀”“叠涩”“举折”等不仅是晦涩的技术术语,更承载着古人“天人合一”的智慧。正是这份触动,让我在回校任教后毅然选择将“中国建筑史”作为教学科研的主攻方向,期待着通过课堂将凝固在木石间的文明密码传递给更多人。
然而,古代建筑技术的艰涩难懂让许多初学者望而却步。在2003年秋季学期的一堂课上,当展示完宋代建筑隆兴寺摩尼殿的测绘图纸后,学生满眼迷茫地问我:“老师,画这些老房子,背那么多法式有什么用?用CAD画这些图纸太麻烦了!”课后翻阅学生作业时,我发现有的学生竟然将“材分制”误记为“材料分配制度”,甚至有人对最具中国特色的“第五立面”是什么都不清楚。
学生对古典建筑术语漫不经心的曲解,对中华建筑文化基本常识的匮乏漠视,如芒在背,啃噬着我——当数字技术浪潮席卷而来,如何让年轻一代真正理解中国古建筑的精髓?
让榫卯在掌心苏醒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想:唯有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实操,将原本停留在PPT中的营造法式转化为可触摸的实践,才能真正把传统智慧的“道”彰显出来。
于是,我把一个宋式“六铺作双抄单下昂”的大木斗拱搬到课堂上。一开始,学生都觉得新奇,几名学生三下五除二就把它拆成了二十七八个散件,铺满了一地。我请他们再拼装回去,大家却面露难色,一个课间只完成了基座。
凭借学生因小小木工困难而勃发的兴致,我在课堂上对斗拱的基础构件、榫卯关系及构造原理进行了梳理,并把六铺作斗拱的侧样图和一地的零件留给了班长。拼装的难度激发了大家的斗志,第二天,班长笑嘻嘻地把拼好的模型交回办公室。实践过后,学生的问题也逐渐多起来:“为何斗拱层数越多,出檐越深远?”“为什么南方建筑用‘穿斗式’,而北方用‘抬梁式’?”……原本枯燥的理论在掌心穿插拼合中变得鲜活。
2007年,“中国建筑史”立项为校级精品课程,是学院最早设立的两门校级精品课程之一,并通过校级精品课程网站向社会传播中国古建筑的智慧。
传统解码沁润现代心灵
2009年,以学院引进数控雕刻机床为契机,“中国建筑史”在课程改革中逐渐强化自主研习和模型实践,先后完成“中国古代的塔”“唐风建筑”“宋风建筑”等多个中国古代建筑专题的经典案例学习与模型建构。
学生在对经典建筑的解码与建构过程中自觉主动地整理、建构自己的传统建筑知识图谱。印象最深的是2013级的一组学生,当时,他们选择做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模型。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辽代重层楼阁,我刚开始并不建议学生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完成如此有难度的作业。但当小组长抱着天津大学出版的厚厚一本专著出现在我面前时,我被他们的执着与热情感染了。寒冬的工坊里,学生反复试验,从文献资料的收集、图纸转换到模拟建模,再到数控雕刻,最后拼装完成。
其间,最让我欣慰的不仅是学生完成了高难度的模型作品,而是看到了曾认为古建筑“过时”的他们那被传统智慧滋养的现代心灵。
学生动手建构的过程也给了我启发。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很重要,所以我的课堂也由机械传授变为与学生协同学习。一段时间后,学生小胡惊喜地对我说:“老师,‘侧脚’的构造做法,能通过柱高微调增强结构稳定性!”
这个从《营造法式》中挖掘的细节,解决了楼阁类高层木构模型易倾覆等困扰团队的难题。当等比例缩小的模型完美呈现“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文化意蕴,当我们亲手触摸过千年斗拱的肌理,将匠心注入每道榫卯的咬合中,传统文化便不再是故纸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血脉中的文化基因。
在文明长河中寻找新航标
2022年,“中国建筑史”被评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30载教学路,最让我欣慰的不是获奖的模型作品,而是学生眼中渐次点亮的文化自觉。
“弘道追求”不仅在于传承自身,更在于跨越时空的激发与对话。参加学院交流活动的德国、美国学生面对中国古建筑时惊叹:“你们在玩‘乐高’!中国古人已经用模块化思维建造宫殿!”那一刻,古老的智慧通过年轻的眼睛被重新看见,并在差异与共鸣中获得了新时代的回响。这正是“弘道”最生动的注脚。
面对虚拟现实技术对实体教学的冲击,我和团队正在开发“数字孪生古建实验室”。通过三维扫描技术将斗拱转化为可交互的模块,让学生在虚拟空间中体验“偷心造”与“计心造”的力学差异。
从传统工坊到数字实验室,变的是教学手段,不变的是那份“为往圣继绝学”的初心。每当看见学生站在古建筑模型前露出专注的眼神,我便想起梁思成先生的话:“建筑是历史的缩影。”
教育何尝不是文明的接力?当我们以匠心唤醒沉睡的斗拱,用创新激活传统智慧,便是在续写一部永远鲜活的《营造法式》——这部法式里,不仅有木构的密码,更镌刻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图腾。
(作者系青岛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