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不能只算“规模账”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保留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和幼儿园”，并在县域公共服务统筹、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教师队伍配置、在线课堂共享、控辍保学等方面作出系统安排。这一表述在当下乡村教育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传递出清晰信号：乡村教育不仅仅是资源调整的对象，更是乡村振兴中的基础工程，是需要稳住、托住并提质发展的公共事业。其核心议题已超越“保留多少学校”，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乡村教育的深层价值，在效率与公平间寻求长远平衡，并让教育真正成为内生动力。

过去一段时期，伴随着城镇化与学龄人口变动，农村学校经历了持续的“撤点并校”式布局调整。此举虽集约了资源、改善了部分学校条件，但也衍生出新问题：部分儿童上学距离增加，低龄学生过早寄宿、家庭教育缺位，以及乡村社区因学校消失而活力衰减。学校之于乡村，远不止是教学场所，更是联结人口、家庭与社区的文化节点与社会支点。当学校从乡村版图中消失，统计上的“效率”提升，可能意味着乡村社会被抽走了关键支柱。

文件强调“稳慎优化”并提出“保留并办好必要的小规模学校和幼儿园”，正是对这一系列现实的强力回应。此处的“必要”，绝非简单依据生源规模划线，而需综合权衡地理条件、交通状况、人口分布、家庭承受力及乡村长远规划。对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本身就是教育公平的底线保障——它让孩子在熟悉的生活半径内接受教育，让家庭得以参与孩子成长，并维系乡村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功能。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将小规模简单等同于低质量的惯性思维。规模小并不必然导致质量差，关键在于能否构建适配的支持体系。教学点可以小，但课程体系不能单薄；班额可以少，但学生的成长体验不应打折。当前，许多地方探索的城乡学校共同体、集团化办学、同步课堂、专递课堂等模式，正是试图突破物理空间限制，将优质教育资源导入乡村。当技术与教研深度融合、与教师专业成长协同，便能成为小规模学校提质增效的有力杠杆。

然而，教育质量的根本仍在于“人”。文件强调县域教师队伍统筹配置，实则指向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难题：乡村学校常面临“招不来、留不住、教不好”的困境。真正的“统筹”不应止于行政调配，更需在职称评聘、培训机会、待遇保障、荣誉激励及生活支持等方面形成制度合力，使乡村教师成为一个有尊严、有前景的职业。

文件同时提及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这与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实为有机整体。乡村教育质量的提升不能局限于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水平直接关乎农村学生向上流动的通道是否畅通。振兴县中既是为农村学子提供公平的升学机会，也是为县域发展储备人才基石。此外，控辍保学需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中理解。当前，辍学问题已从“能否上学”转向“是否愿学”。让孩子在学校看见未来的希望，远比将其名字保留在名册中更为重要。

从宏观视角看，乡村教育的价值正被重新定义。乡村全面振兴涵盖产业、生态、人才与文化等多个维度，教育既是人才振兴的起点，也是文化传承的关键载体。中央一号文件将教育纳入乡村振兴整体框架，昭示其已被视为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在政策落实过程中，需警惕几种简化倾向：将“保留”误解为维持现状；执行中仍变相以规模为主要裁量依据；过度依赖线上资源，忽视面对面教育的育人价值。政策有效落地要求地方政府在教育实践中坚持专业判断，始终以儿童发展为中心。

未来，乡村小规模学校可拥有丰富的想象空间：可以与乡土文化课程结合，成为“在地文化”传承的窗口；可以与劳动教育、自然教育相融，让孩子在真实情境中学习；还可以转型为社区文化中心，强化学校与乡村社会的有机联系，塑造“小而活、小而优”的新型办学形态。

总而言之，文件的相关表述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单一的效率逻辑，重新将教育公平、可及性与发展机会置于重要位置。教育绝非纯粹的成本支出，而是关乎未来的长远投资。对乡村教育多一分耐心与投入，乡村社会便多一分发展的潜能与希望。

乡村教育关乎一代人的起点与可能。将学校留在乡村，并非将孩子禁锢于乡土，而是为了让他们无论走向何方都能拥有更坚实的人生起步。接下来的关键，在于各地能否深刻领会“必要”二字背后的深层意蕴——在计算经济账的同时，更要算好长远账、民生账、发展账。唯有当乡村教育被真正认真对待，乡村振兴方能拥有更深厚、更持久的人才根基与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