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并未倡导愚忠愚孝

读《孟子·离娄上》时，才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千百年来屡屡被人挂在口边的话，乃是出自于此处。然其他两孝，孟子却不曾有所提及。直至后来，汉代人赵岐著《十三经注疏》时，才对三孝有了完整的概述。在此书中，赵岐是这样注释孟子所言之三不孝的：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但值得后世深味的是，赵岐把“阿意曲从，陷亲不义”，排在不孝之首位，即明知父母做不义之事，却还一味地顺从，乃为第一不孝之行为。

一直以来，人们多错误地认为，根植于君君臣臣、尊尊亲亲思想基础上得以发展和完善的，且成为两千年来封建政权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其在积极推崇仁政的同时却又高度强化“君权、父权”不可撼动的神圣的统治地位，应是绝对死板、专制和没有人情味的。所以，戏文里才衍生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样的戏词。我们的文学作品里，也屡屡有一些记载和宣扬，即君权和父权都是唯我独尊的，不但容不得有半点逆上之举，且也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在很多流传的话本里面，似乎古代的臣子也多是愚忠的，不敢违逆君主的意见;为人子女的，也只知一味愚孝，盲从于父母，不敢有自己的主见。

事实却大不然。这既是对儒家的道德伦理的一种误读，也是对古代历史的一种无知。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孔子，但孔子亦曾有言，“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他的意思是，如果父亲有敢对自己直言规劝、及时忠告的儿子，就不会做出不合道义的事情。这句话出自《孝经·谏诤章》，杜如晦于贞观二年时上谏唐太宗时，便引用了里面的另一句话，“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儒家的道德伦理体系里，历来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资于事父以事君”，更是几千年君父统治的核心思想，“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

儒家学说，又称孔孟之道，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孔孟之前，便有过比干劝谏纣王却惨遭挖心的历史典故，比干虽明知纣王残暴，但犹自践守“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的理念，他的这种精神与儒家倡导的忠谏精神是切合的，因而孔子才会尊他为三仁之一。《孔子家语·辩政》中，孔子认为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而在春秋初年，齐桓公便设有大谏之一职，这也是中国君主统治中的谏官设置之始。《晏氏春秋》中仅《内篇谏上》与《内篇谏下》就收录有晏子谏齐景公的文章33篇整，其中有一篇是谏杀烛邹的故事：齐景公有养鸟的爱好，但养鸟人烛邹却不慎将鸟全部放跑，景公因此大怒，欲杀烛邹以惩其失职之罪。聪明的晏子没有直接劝谏景公放了烛邹，而是委婉地列举了烛邹的三条罪状，用以退为进的方式提醒景公，若杀了烛邹则有伤景公的声誉，景公醒悟，于是放了烛邹。在晏子与齐景公对话的寥寥数语中，体现出晏子高超的对话艺术和劝谏的智慧，这对于后世的谏官来说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另有一篇名文《邹忌讽齐王纳谏》，则出自于《战国策·齐策》，收录于中学课本。文中邹忌与徐公比美，通过其妻、妾、客三人对他并不客观的赞美，让邹忌悟出直言不易的道理。于是邹忌对齐王言道：“臣自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齐王听了邹忌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这篇文章虽着重体现出邹忌以小见大、善于思考且勇于进谏的精神，但也表现了齐威王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的明君形象，所以才能拥有革除弊端、改良政治的政治魄力和巨大决心。最后的结果是：“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正所谓：仁君出直臣。在无道之君的统治下，直臣常常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犯颜直谏往往下场惨烈。不过，历史却也是非常公平的，它有着人力不可违逆的客观规律，那些屠戮直臣的帝王，也没有几个落得好下场。中国古代历史上秦、隋都是结束混乱、实现大一统的国家，其开国君主亦皆雄才大略，但却都落得个二世而终。原因就在于继位的秦二世胡亥和隋炀帝都属于残暴不仁、拒谏杀谏的君主。隋炀帝就曾对秘书郎虞世南说：“我性不欲人谏。”这位残暴的帝王，又何止于不喜欢人进谏，他是谁谏杀谁，到最后却是被臣子缢死在别宫内。这就是典型的自取灭亡。

如孟子之所言，“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另立新君）”。虽汉代董仲舒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但历史证明，“天子”的神话是天下最大的谎言。如果你政治不清明，对人民不仁爱，则天亦弃你。在这点上，同样是“天子”且参与推翻另一个强大帝国“天子”的李世民，就很是开明和坦承，他在《论政体》中就曾提到“君者，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谓一语道破真机。

（摘自2016年4月15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