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内心的灯盏

杨绛先生辞世后，我怀着虔敬之心拜读了她的几部散文集。这位活了105岁的高寿作家，目睹了百年历史风雨，阅尽了世态万象，接触了杂七杂八的人物，饱尝人间辛酸，深感“人生实苦”。但她那颗柔软的悲悯之心未被磨灭，即使在黑白颠倒、人妖不分的运动中被批斗、被迫扫厕所、下放农场改造，她关注的依然是地位低下的小人物。

杨绛笔下的小人物皆为她家的佣人，单在《杂忆与杂写》中，就有老王、林奶奶、赵佩荣、阿福、阿灵、顺姐等。这些人各有特点，都命运多舛，杨绛对他们表达了深深的同情。

《老王》是初中教材中的文章，大家较为熟悉。我撇开一般语文教师的常规思路，撇开对教材精细的分析，撇开考试的范畴，对作者笔下的老王再略加解读。老王有辆破旧的人力三轮车，杨绛出门常坐老王的车；老王在送冰的时候，会顺便为杨绛捎去一块；一次，杨绛的丈夫钱钟书病了，老王用三轮车送他去医院；老王在生命的最后为杨绛家送来香油、鸡蛋，这是老王留给她的最后印象。

杨绛没写自己多么关照老王，只是把老王送冰时要求减半的运费给予全额，询问老王凭一辆三轮车能否维持生活，向与老王同院的老李打听老王的病情，但杨绛的善良以及对卑微者的尊重，老王能感觉出来。要不为什么老王会在临死前一天再次来到杨绛家，把他认为最好的东西送给她呢？他是觉得自己真不行了，也借机向这位好心人做最后的告别，表达特别的谢意。

杨绛遇见老王是解放初期，写这篇文章则是在1984年。30多年过去了，作者经历了政治运动，遇到了很多磨难，阅读了很多脸谱，多少物是人非皆成过眼烟云，而老王这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却依然清晰地在她眼前浮动。杨绛对老王已经仁至义尽，但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还铭记在心？大概杨绛觉得自己对老王的关心还不够，老王死了，杨绛深感不安，以至多年过后还受到良心的追问，正如文章的结尾所言：“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杨绛的善良跃然纸上。然而，有多少“幸运的人”能够看见众多的“不幸者”呢？即使看见了，是否给予了必要的帮助，对他们是否感到过“愧怍”呢？这恐怕值得很多人深思。

相比老王，顺姐的命运更为多舛。杨绛对顺姐的描述没有完整的细节，而是频频切换场景。顺姐在一次讨饭时进了一个大地主家做仆人，怀了地主的孩子。地主有一个女儿，顺姐称之为大小姐。解放后，顺姐被划成地主婆，后因病投奔大小姐。“文革”时，顺姐及大姨太、大小姐均被撵回老家，顺姐靠种地为生。“文革”结束后，顺姐回到北京，摘掉了地主婆的帽子，一切归于平静。

单看顺姐的这些经历，似乎也不足为奇，在那个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谁又能左右自己？但共同的不幸之后，还有她自己的不幸，一些支离破碎的细节写得起起伏伏、动人心弦。杨绛最初结识顺姐是那年冬天，顺姐为3个家庭帮佣，杨绛是第一家。一大早，顺姐拿着冷馒头在冷风中边走边吃，她的午饭也是这样，直忙到把第三家的晚饭做好，才能回家吃剩饭，天天如此。那时，顺姐和大姨太、大小姐还在京城，大小姐对她心怀嫉恨，不仅将她挣的钱当作全家房租、水电、煤火、买菜的开销（剩余的归自己，还她手术时所借的债务），还时常折磨她，不让她睡觉，让她下跪，打她耳光，顺姐受尽了凌辱虐待。

顺姐的遭遇同样激起了杨绛的恻隐之心，她看不过顺姐“冷风里啃个干馒头当早饭”，让顺姐烤热了馒头就着自己家多余的粥、饭、菜吃，吃得热乎乎的，中午也是这样；听说顺姐打工挣钱多数用于家庭日常开支，顺姐也想攒点钱，杨绛就给她加了工资，节假日和热天开双倍工资；大小姐怀疑顺姐存私房钱，找到杨绛家盘问顺姐工资数额，杨绛拒绝回答；大小姐处心积虑企图把顺姐积攒的私房钱抠出来，编造理由上法院起诉顺姐，杨绛仔细询问了顺姐真实情况，为顺姐写诉状，帮助其打赢了官司。后来，顺姐不打工了，依然去她家串门。杨绛搬入新居后把顺姐接来同住，二人相处得如亲姐妹，哪里看得出是雇主和佣人之间的关系？

杨绛对社会底层的人物、受欺压的卑微者、没有依靠的无助者、受人冷落的傻呆痴愚（如阿福、阿灵），一概给予同情尊重，也深得受助者的信任和爱戴。林奶奶、顺姐都把存折交给她代为保管，烦心事也愿意跟她说，她帮着出主意。她和这些穷苦人心贴心，她愿意帮助他们，她是这些人的活菩萨。

杨绛先生的一生，正如她钟爱并翻译的英国诗人蓝德的诗中所言：“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正是她一生的写照。杨绛先生之所以活到105岁，或许正是因为内心有一盏与世无争的灯。这盏灯犹如一束明净柔和的佛光，照亮人世的暗礁，穿透人间的黑幕，探测人心的黑暗，让芸芸众生在旅途中感受到温暖和光明。杨先生走了，但她的精神将永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