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里的中国人

在《资本论》这部伟大不朽的著作中，马克思提到过680多人，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就是王茂荫。

王茂荫（1798～1865年）是清朝最著名的货币理论家。他出身于茶叶徽商世家，1832年考中进士后步入仕途，历任清代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户部、兵部、工部、吏部官员。他曾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毕生致力于我国经济史尤其是货币史的研究和实践，被学术界评价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

1864年，马克思在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论述货币和商品流通问题时，以“附注”的方式，提到了中国理财官王茂荫及其主张的货币钞票观点：“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从马克思在“附注”中提到王茂荫，可以看出两层含义：其一，在发行纸币和纸币的兑现上，认为王茂荫的主张是很有见地的，与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其二，王茂荫的货币思想形成于特殊时期，并且独树一帜，但受到清政府的申斥，对此深表同情。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财政危机加剧，国库空虚。当时，有铸大钱和无限制发行不兑换银钞等各种主张，实际都是主张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来缓和财政危机。此时，卓识远见的王茂荫向咸丰帝呈上了《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可兑现银钞，提出“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强调纸币要能流通顺利，必须注意和防止无限制发行纸币而造成通货膨胀这一弊端。这一建议得到了咸丰帝的首肯，并将他提拔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咸丰三年（1853年），王茂荫针对肃顺等大臣主张铸大钱的论调，给咸丰皇帝上了《论行大钱折》，认为“钞法以实运虚，虽虚可实；大钱以虚作实，似实而虚”。也就是说，纸币虽无价值，但若能兑换并且发行量有个“定数”，它就代表一定的实际价值；而大钱本身虽有一定的价值，但因它不足值，故而它的面值是虚的，铸大钱必然使得物价上涨。但是，咸丰还是准添铸了大钱，结果在流通中造成极大混乱，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咸丰四年（1854年），王茂荫三上《再议钞法折》，这实际上是他关于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方案。这个方案中提了4条补救措施，集中到一点，即坚持主张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反对铸造当百和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

王茂荫坚持观点、遇事敢言，触怒了咸丰皇帝。他认为王茂荫所言是“贵民而贱官”，不以国家政事为重，将王茂荫调离户部。从此，结束了其主理财政货币的事务。

（摘自2016年6月3日《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