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作路上

发现

小时候，我做事比较专注。识字、诵读，速度不慢；造句、作文，也算顺当。二年级时，父亲教我如何写信；不久，我就可以为父母代言，与在外地工作的大哥书来信往。三年级时，我的一篇命题作文《我的母亲》被老师看好。老师不但在课堂上表扬我“会用事实说话”，事后还让我另抄一份，他亲手黏贴在教室门外的墙壁上，让同学“参观”。

作文“上墙”，使我发现了自己的“特长”，也平添了写好作文的自信心。所以在此后的读书生活中，我学得最轻松的是语文，做得最顺手的是作文。

锻炼

1960年暑期，我在临清二中初中毕业升高中，正赶上文、理分科的“教育革命”。我选报了文科班。

一天，班主任孙良臣老师把我和另外几名同学叫到一块儿，说：县委宣传部要组织人采访总结临清县1959年出席全国群英会代表的先进事迹。宣传部和学校商量，把这个任务交给文科班你们几个同学，让你们锻炼锻炼。宣传部有个意见，你们讨论一下，然后两人一组，自由结合，怎么采访、写作，你们自己定，暑假期间完成任务。

到现场采写英模的事迹，这对我们这些刚刚毕业的初中生，还是第一次。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经历过支夏支秋、勤工俭学活动锻炼，又对自己作文能力信心满满的我们，竟毫不迟疑地接受了。

我和高小、初中都同班的孙景堂同学一组。且不说身体单薄的景堂用他半旧的自行车，载着我在时而坚硬、时而松软（厚厚的尘土）的乡间土路上如何颠簸了四五十里路；也不说晚上坐在农家小院大枣树下，借着呼呼作响的汽灯光做访谈记录时被蚊虫叮咬的情状；单是纸面上的功夫——中心内容的确定，材料的梳理、归纳，结构层次的安排等，对我们就是老大不小的考验。然而，有过去在课内外学过的人物、事件通讯垫底，从列提纲、打草稿，到修改誊清，我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商商量量，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而且我们先后采写出两位英模的事迹：一位是临清城东某村大队党支部书记，一位是县商业系统的张姓女劳模。

材料写得怎么样，如今已没什么印象。只记得后来给学校黑板报写“五一献词”、“国庆放歌”，那仿佛就是“小菜一碟”了。

开窍

中学阶段的语文课，有的老师讲议论文，常常是就某文讲某文，除了论点、论据、论证，还是论点、论据、论证。老师讲得干巴，学生听得乏味。

升入高二，接任我们语文课的是邢老师。他从议论文内容、任务的全局着眼，指出议论文的使命，不外乎回答思想政治或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有关“是什么（什么是）”、“为什么”、“怎么样”之类的问题。同时，他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把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雄文——“九评”的有关章节引入课堂，阐发议论文的任务使命所在和举例、论证的技巧，具体、实在、亲切。这使我如饮醍醐，茅塞大开：既触摸到阅读、解析乃至写作议论文的路径，也真切地体会到议论文写作与个人的思想感情，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这为我后来比较习惯于用议论文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参与社会生活，打下重要的思想认识基础。

“诊疗”

1963年，我考入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写作的几位老师提倡和鼓励学生勤于练笔。不但对规定的大小作文全批全改，平时的课外练习，只要送交，老师们也一律耐心批阅，辨瑜指瑕，了了分明。这样，一段时间下来，老师们就像“全科大夫”一样，对每个学生的习作都做出认真且全面的“诊断”。

我珍视老师们对我习作的“诊断”。

阅读老师们在我数篇习作上留下的眉批、旁批和总批，我从中归纳出自己习作上的两个主要问题：

一是语言拖沓，不简练。本来，“语言流畅”是我中学阶段作文的“长项”。到了大学中文系，由于我着意于语言的修饰，无谓地添枝加叶，误入“追求华丽”的歧途，导致习作行文“啰唆”、“不紧凑”、“欠精炼”。

二是分析论证力道不足。在我的议论文习作中，尽管老师不止一次给予“有见地”、“有独立见解”的称许，但我对这“见解”、“见地”的来由却常常缺少“深入地分析”和“充分地论证”，因而使习作的论述“显得单薄无力”或“说服力不强”。

为了“治疗”习作中的这两大毛病，我在如下两方面做出了努力：

一、练写短文。那时我想，写千字文甚至（几）百字文，就容不下烦言赘语之类的“废话”了，而势必要在斟词酌句炼意上下功夫。所以这期间的课外练笔，我既写小诗、小散文，也写小小说。不论什么体裁，何种立意，我都立足于一个“短”字，追求一个“精”字。例如我在《红坛》（中文系学生会主办的专门发表学生习作的精致而富有朝气的板报）上先后发表，并被编者放在一起评荐的三篇小文，其中散文诗《拉砂记》六百字，散文《校园夜静》七百字，小小说《犟姑娘》不足八百字。

二、深入研读。我此前的议论性习作所以缺少论辩力量，主要在于自己对评论对象（作家作品）研读不细不透。鉴于此，后来我每写评论，必对所评作品深研细读，达到抽丝剥茧、烂熟于心的程度，然后再立题评说。如此写出的评论，果然长进明显。如对某作家的短篇小说《父子》的评论，就受到老师的肯定和鼓励，认为“立论明确，论据确凿，而且正反论证，很有说服力”。我投寄给《北京文艺》和《文艺报》的两篇文艺评论习作，分别被两家编辑部“留用”。（《北京文艺》编辑部寄给曲师院中文系党总支关于我的“政审表”，其中一栏要求党组织填写“可否做文学接班人”；《文艺报》在1966年6月16日寄给我与合作者的回信中，在肯定稿件质量、决定“留用”之后，还注明查询稿件的登记号“66评537号”。）只是由于这一刊一报皆因“文革”而停刊，那两篇文艺评论习作才“胎死腹中”。

升华

“文革”之初，中文系部分师生编写毛主席诗词解释。付印之前，宋代文学研究大家刘乃昌老师、笔力强劲的青年助教张忍让老师（后为中文系主任、博导）和还是学生的我，住在济南山东省商业厅招待所做终校。

一天下午，张老师让我把《毛主席诗词解释》的“后记”拿给刘老师过目。我这才想起，“后记”是张老师让我写的，刘老师还没看。我便双手呈上。刘老师看了两遍，轻声慢语地说：“总的看，不错，内容比较完整，没什么可增删的；如果要修改，可把有的句式变换、调整一下，使行文有所变化，而不致显得平板。”我不但当即按刘老师的意见修改了“后记”，而且由此感悟到：一篇文章，只用一种语调，平面板滞，沉闷乏味，容易让人昏睡。文章既然要面见读者，就应当写得让人喜读爱看。在把握好文章主旨前提下，词语的搭配，句式的选择，甚至结构的安排，合乎规律又富于变化，乃是引发读者阅读兴趣，从而增强文章感召力的重要环节。“文似看山不喜平”。原因就在于此。

自此以后，我对提笔作文常取审慎态度，绝不敢粗疏随意。特别在议论性文章的习作中，既掂量思想内容，又斟酌文字表达。这时候，甚至高中阶段历史课徐贵铸老师讲授内容的连贯流畅，辩证唯物主义常识课董之朴老师的辩证分析，代数课张耐芸老师板书的严整条理，化学课王肖光老师的要言不烦，都悄无声息地帮助我将日常的思想积累连缀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