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民族自豪感

在古代，“中国”一词，最先不是一个国家概念，而是基于文化因素上的地域概念。大体从秦汉起，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开始形成，“中国”才逐渐用来指称国家实体，同时也隐含构成这一国家实体的主体民族。

相对“中国”，当时还有一个“四夷”的概念，其语义原是四边的意思，后经引申特指中国的周边，按其方位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自先秦以来，古代中国人鲜明地划出“中国”与“四夷”的界限，而所谓“华夷之别”，主要不是族群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差异。

在古代世界，中华文化处于强势地位。文化优越感以精神层面支持了中国中心论，中国中心论又以国家形式强化了文化优越感。这种互动所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古代中国在处理外部世界事务时，对周边民族与国家往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大与不屑为伍的鄙视。大业初，隋炀帝见到日本国书抬头为“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乎”（日出之地的天子问候日落之地的天子，身体还好吗？因日本位于我国东边，故有此语），就大为不悦道：“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表现出不屑一顾的傲慢与偏见。

正是这种文化优越感的过度膨胀，导致了古代中国人对周边民族与国家抱有偏见与鄙视，造成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挑战难以有理性的态度与正确的应对。面对来自周边民族或国家的挑战，古代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蛮夷猾夏”，即蛮夷扰乱华夏，才导致中国失去原有的秩序与安定。

在回应外来挑战中，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感深刻决定了应对的总思路：中国既然是天下的中心，在文化上又居于“四夷”难望项背的高度，因而在政治上就必须绝对维护中国的中心地位，不能与“四夷”对等交往，而只能由“四夷”朝贡称臣；在文化上则不屑与“四夷”为伍，他们愿意仰慕咱们的文化，自然不妨近悦远来，否则就将他们“久置化外”，沐浴不到中华文化的光辉。至于在经济上，即便宋朝这样疆域最逼仄的中央王朝，也足以构成一个巨大而自足的经济体，根本无须倚赖境外民族或国家。唯其如此，西晋江统在《徙戎论》里底气十足地断言：“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乾隆末年，这种自大膨胀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乾隆帝居然还把马戛尔尼来华视为英王“倾心向化”。其时欧美正是群雄并起、列国折冲的时代，中国不仅毫无国际意识，还把这些崛起的大国视为“理藩”的“四夷”。

而当时的世界，已经走出了中国文明在古代东亚唯我独尊的时代。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与随之而来的城下之盟，中国中心论的根基开始垮塌，同时引发了中国人一连串失常的反应。这种反应主要就是民族主义的高涨。

自19世纪以来，中国面对外部世界的严峻挑战，既有强力冲击下新观念的催发萌生，也有不同形势下旧观念的借尸还魂。反观中国历史，每当国力雄起与外患接踵时，往往就是中国中心论与文化优越论不断升温乃至急遽膨胀的历史时期。目前，中国正在走出近两百年来的梦魇与低谷，尤其应该警惕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论穿上偏执狂热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华衮卷土重来。处于当今全球化时代，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于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中国人的理性心态应该像陈寅恪所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达到费孝通推许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摘自《敬畏历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