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刻在记忆里的天桥区

在济南市天桥区任教的往事，总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可辨、挥之不去。我真正的人生从天桥区开始起步，在这里既有顺境和欢乐，也有逆境和苦涩。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不同的人生经历。就我而言，大体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学业到就业、从学校到机关、从秘书到科研的人生转折。我在天桥区经历了从学业到就业的人生转折。

1968年深秋，我告别在山东师范学院（现为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5年的学习生涯，头顶着“文革”的风雨雷电，怀着无奈、沮丧的心情，踏进了位于工人新村南端、工商河东岸的一座普通中学——济南32中（现为56中）。当时的我26岁，单身，蜗居在教学楼６层的简易宿舍里（教职工戏称其为“鸽子楼”）。宿舍有七八平方米的空间，支一张床、摆一张课桌、放一些生活用品就满满当当了，夏天闷热，冬天冰冷，冬天晚上盖两床被子仍冻得难以入睡。

那时的我生活很贫寒，月工资43.5元。结婚后，拖家带口，还得寄钱给在农村的妹妹弟弟，每月的工资经常不到月底就花光了。为节约开支，我经常从家带饭（煎饼、咸菜）到单位，中午就在办公室吃。穿着也不讲究，夏天穿件白色汗衫、的确良裤，冬天穿棉袄，套一件浅绿色军褂，穿一双翻毛牛皮鞋。走路大步流星，浑身散发着一股乡土气息，没有一点当老师的斯文味儿，不知底的人还以为我是工人，“工宣队”领导说我像老农民。有一次到区里开会，我故意高声嚷嚷：“今天来的都是‘臭老九’（教师列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叛徒、内奸、工贼之后，排位第九）！”许多陌生老师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以为我是“工宣队”的。我觉得好笑，心里说：“我也是‘臭老九’。”

我走上工作岗位后，一下子由“红卫兵小将”变成了“臭老九”，着实完不成“角色转变”，心中时常愤愤不平。我在教工会上坦言这一想法时，“工宣队”的一名“队员”当场呵斥我：“你老实点！”我在语文课上评价唐诗是我国诗歌高峰时，被一位老师在走廊里窃听到了，很快报告了学校“革委会”领导，认为我有“反动言论”。幸亏领导比较理解我，我才逃过一劫。

那时的教师处境艰难，经常有“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感觉，不敢大胆管理学生，不敢教给学生知识和能力。一些缺乏管束的学生经常打架、斗殴、搞恶作剧。我时常在内心里可怜学生们，他们学不到立身处世的本领，将来又怎能立身处世呢？出于一名教师的道德良知，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有意识地教给学生一些实际本领。我从高中到大学都是一名不安分的学生，思想活跃，经常冒出求异思维，酷爱写作、书法，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会写通讯、散文、诗歌、美术字。我在语文课上教学生写美术字，许多学生喜欢写，进工厂后成了宣传骨干。我班有几位女生有文艺天赋，其中就有后来在56中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张玉美。我经常创作“数来宝”、“快板书”、“山东快书”、“朗诵诗”。我写了，有个叫袁珍的女生负责排演节目，在校内外文艺汇演上演出，着实火了一把。当时，我班演的《赞样板戏》参加济南市文艺汇演，获得好评。许多学生在实践中习得了文艺才能，恢复高考后考取了艺术院校。我教学生们写作文，经常同他们一起写。我还经常在《济南日报》上发表文章。我班订有《济南日报》，学生们看到自己的老师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非常高兴和自豪。许多学生受我的影响，喜欢写作，跟着我办黑板报、写稿子，会写粉笔字、美术字。那个叫袁珍的学生，工作后又考上了浙江美术学院。如今她已定居新西兰，仍忘不了我，只要回国探亲就来看我。还有一位叫辛颖的学生，很喜欢上我的语文课，喜欢写作。恢复高考后，她考上了华东石油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她马上到学校向我报喜。我当初教她学习写作时说的话自己全忘记了，她却记得清清楚楚，并在高考时派上了用场。作为一名教师，没有比这些更让我感到幸福和自豪的了。

但是，我做教师也有很多遗憾和愧疚。许多学生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没有学到本领，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下岗了，有衣食之忧。若干年后，我在师生聚会中，看到一些人饱经沧桑的脸、生活困顿的无奈，在大街上看到我的学生卖报纸、摆小摊，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我很愧疚，我自责当初没能教给他们求生存的本领。

我在天桥区教书时，骑着一辆小金鹿牌自行车，不知多少次经过天桥。工人新村、黄屯、无影山、馆驿街等大街小巷、居民区留下了我无数次家访的脚印，陋室寒舍萦绕着我同家长交谈的话语。看到我的学生当了工程师、工段长、厂长、教师，我比自己当厂长还高兴；看到学生生活困顿、辛苦谋生，我比自己穷困潦倒还要难受。

今天的天桥区教育已今非昔比了，看到一处处崭新的学校、一张张学生幸福的笑脸，我也不由自主地同大家分享一份自豪和幸福。祝福你，天桥区教育，你一定会飞得更高、更远。

（作者系山东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