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并不脆弱

我们中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充满了优越感的国家，可是近200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空前的危局。中国文化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我们一遇到西方的船坚炮利——这种强大的、机械化的军事力量、物质力量、商业力量、商业竞争，和我们中国一直得益于自己所讲的“仁义礼智信”——我称它为古道热肠，两者碰撞上了，就出现了大变局。全傻了。

香港回归的时候，谢晋先生执导了一部电影叫《鸦片战争》。影片中，谢晋有很深刻的思考。里面有一些令人非常痛心的画面：英国议会辩论，要不要对中国出兵，一票之差通过了。在这些议员发言的时候，有一个议员拿着一个挺大的瓷器，说你们看见了吗，这就是中国，然后往地上“啪”地一摔。电影结尾，是道光皇帝带着他的儿子、女儿、孙子、曾孙，在大清的祖宗牌位前哭成一团——说对不起祖宗。挫折、焦虑、失败、救亡变成了这一时期文化的主题。

高强度的文化焦虑必然会推进选择一种文化激进主义，把已有的文化成果视为毒药，视为垃圾。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猛烈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上一个赛一个。吴稚晖，国民党的元老，提出来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鲁迅答记者问，给青年推荐什么书，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就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更激烈的钱玄同，说“人过四十，一律枪毙”、“废除中文”。吕叔湘先生的名言是，我们中国一定要让汉字加封建专制主义被民主加拉丁化拼音文字所取代。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拯救了中国的文化。因为如果你不接受这些新的观念的冲击，那么中国至今仍然处在晚清的窝窝囊囊的状态。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十八大所提出的那些词：“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吗？正是“五四运动”，引进了许多新的文化。虽然它激烈一点，虽然有些具体的说法和做法现在不可能按它那个办，但是，它赋予了中国文化以新的生命，激活了中国文化那些最积极的部分，它推动了中国文化的重生。这里我要谈到一个观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的对接。这是可能的，中国文化从来不拒绝吸收外来的影响。

比如说北京，北京的语言吸收了满语、蒙古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很多人现在都不知道。北京有很多说法，管“犄角”叫“旮旯”，这是满语。北京人喜欢吃的一种点心，叫萨其马。“萨其马”是蒙古语“狗奶”的意思，至于现在它是不是用狗奶来做是另外一个问题。北京话还吸收了大量的阿拉伯语。回民认为人死了变成罗汉，罗汉就是阿拉伯语“roh”，与佛教的“罗汉”无干。就是精神、灵魂。芫荽，是一个怪词，这两个字没有别的讲法，是专门造的字。一个“草”字头一个“元”字，一个“草”字头一个“妥”字，这两个字必须连在一块儿用。“芫荽”是阿拉伯语，是从西域来的。

最主要的是，中国文化有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最古老的《易经》上，它就给你来一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不得了的呀，这就是中国文化能够和现代性衔接的阳光大道。《尚书》上讲“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中国还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鼓吹改革的呀，中国人的脑筋不死。

（摘自《文化掂量：王蒙最新演讲录》 花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