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底气来自中华文化的特质

中华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气之根。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的早期，各种思想学派精彩纷呈，多角度地体现中华智慧的全面性和丰富性。恩格斯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这个论断同样适用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派众多，各有持论，各有辉煌，虽有差异，但不是彼此隔绝。《易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中华传统文化是由各派思想从各种角度切入的关于宇宙人生、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相异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人文文化，它最关注的是现世而非来世，是人间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宗教的超越性和神圣性往往引导人们与现实相脱离，马克思是极力反对神性化的文化的，他说，“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中国历来不是政教合一、皇权与神权共治的国家。传统中国的治国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据思想家的教导和智慧，而非神谕或上天启示。在中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和历代思想家的学说主要是现实的智慧，而无关来世。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的都是这种世俗精神、人世情怀。

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关怀，并非没有超越性和神圣性。中华传统文化把为国家为民族而勇于牺牲作为最高价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个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圣性，因为它怀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身殉道、以身殉国，而不是临难图苟免，贪生怕死。中华民族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也没有宗教殉教者、没有对宗教战争杀戮者的赞美，有的则是对为国牺牲者的歌颂。屈原的《九歌•国殇》就是对战死沙场的勇士们的歌颂，“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是极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文化，一部中华文化史，同时是一部中华文化思想创造史。在历史上，历代都有杰出的思想家从不同方面对中华文化积累作出自己的贡献，如积土为山，汇河成海。在中华文化史上，不同时代各有特色和高峰，人才辈出，各领风骚。各个时代都有各自作出突出贡献的思想家和传世经典文本。至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代表自己时代性的文化珍品。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和时代性特征，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历经5000年发展从未中断，全赖这种创造力。一种没有创造力的文化，就是没有生命力的躯体。尤其处在发展迅速、风云变幻、竞争激烈的当代世界，一个国家仅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无创造性，不能创造出与时代相符合的当代文化，不会拥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气。文化遗产是历史，它代表先人的创造和智慧。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要源远，还要流长；不仅要根深，还要叶茂；不仅要有传统性，还要有现代性。因为传统文化遗产能否保存，能否发挥它泽被子孙后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荫应，而应该是后世子孙的继承、发展和创造。历史证明，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怎样丰富，后代都不可能坐享其成。这是北非、西亚曾经辉煌的文明古国的当代命运告诉我们的真理。文化自信的底气不仅来自传统的辉煌，而且更有赖于现实的灿烂。

中华传统文化世俗性和家国情怀的继续发扬与升华，以及它的创造性和生命力，在当代体现为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近百年来体现为革命的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红色文化承载着多少代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心血，无论是昂首阔步带镣长街行，或是被暗暗处决，或者是战死沙场，都是在为理想和信仰而牺牲。这种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而牺牲的理想和信仰，是神圣的和超越自我的。红色文化是用奋斗和鲜血书写成的有字的和无字的文化。有字的，是先烈们的著作和充满理想和激情的牢狱书信。像《革命烈士诗抄》和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中那些令天地变色、世人泪奔的临刑高歌的绝命诗；无字的，是革命人民和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战斗中所包含的奋斗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红色文化。他多次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文化，是为了人民过上最美好生活的文化。可以这样说，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底气，既来自我们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丰富性与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创造精神，也来自体现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红色文化的革命性、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和导向性。在当代，如果不重视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构成这一现实，就很难全面理解当代中华文化的底气由何而来。

（摘自2017年9月11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