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母亲爱唠叨，这是多年以来她给我的印象。而大哥急性子、脾气倔、不能容忍，于是娘儿俩拌嘴成了家常便饭。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有那么多话，一天到晚说个不停，对此我也有抵触情绪，但远没有大哥表现得那么激烈。后来我想，母亲的唠叨大概源于她的孤独——父亲去世得早，她有话没处说、有苦无处诉、有难无人解，只得强迫孩子们听。而我们有声或无声的抵触会刺痛她，她说得越多，我们越犟嘴，对她的刺激也越深。都说子女是母亲的安慰和骄傲，而我们却是母亲的冤家对头，让母亲时常处于尴尬之境。母亲的尊严在我们这里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维护，反而被一扫而尽。

对别人说的话，我们即使觉着不对，也很少马上反驳，一般以沉默或支支吾吾作答，这样做是出于礼貌，给人家面子；但一到家里就不行了，认为母亲说得不对或重复的，我们就表现出不耐烦或直接回击。那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激怒使母亲能够少唠叨，少“逞能”，少管“闲事”。结果呢，我们的忤逆并没有让母亲少说，反而使双方的舌战愈加频繁，时常搞得家里乱糟糟的。大哥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说话跟拍电报一样俭省，但只要母亲一唠叨，他反击的话就会冲出来，一句比一句艮，好像早就在心里憋了一大堆。好在，吵过之后大家转眼就忘掉了，该吃饭吃饭，该干活干活。

后来，我师范毕业成了“教育人”，怕与母亲吵架让外人笑话，回到学校没法面对学生，所以能忍则忍，稍微顾及了母亲的面子，但对母亲的做派，也一样不能接受。

在这样的纷扰中，我们逐渐由少年青年到中年，母亲也渐渐老了。我工作的单位由乡村到乡镇而至小城，回家的机会越来越少，与母亲见面的次数自然就更少，母亲无休止的唠叨已很少听见了。见了面，母亲说得更多的是村里的事情，谁家有了喜事、谁家又老去了一个人、谁又进城买了车买了楼、谁又当了村官、谁家的孩子结婚又离婚、谁又卷钱跑了，等等，似乎村里的杂事、新鲜事、蹊跷事一件也不遗漏。此时的我，已经有了更多的耐性来倾听。我自知对乡村的隔膜越来越深，如果没有母亲的诉说，我作为一个在乡村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将失去乡村的音讯，这个我最熟悉的地方将成为我陌生的异地。母亲的唠叨，无疑是我了解乡村的好声音。

母亲说得最多的，是北街谁家的孩子很懂事，见了面老远就叫“奶奶”；东头谁，年初一爷儿俩早早来拜年；西头的一个街坊，七十多岁了，每次见了还是“嫂子”、“嫂子”地叫……这些话我已经听了很多遍，母亲却不厌其烦，而且满脸的喜悦和自足，眼里闪耀着熠熠的光彩。我知道这是母亲最在乎的事情——见面打招呼本是常事，也是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礼节，但是，对一个年过八旬的乡村老太太、一个一辈子没有拔掉穷根的人、一个没有任何权势及财富背景的人、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人来说，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即便是礼节性的招呼，也已经是难得的优遇了。

我不得不为母亲感到难过——早年因为唠叨，在家里得不到子女的尊重，及至晚年，在外面又得不到他人的礼遇，纵观其一生，哪里有什么尊严可言！这使我深感愧疚，别人我们左右不了，更无法强求，而我们做子女的，至少应给予母亲起码的尊重，维护她的尊严，使她活得体面一点、顺心一点、自信一点。而这起码的一点点，我们却很少给予她，而且我们以后再也不能给予她了——母亲已经离开我们近4年了。现在，再高的礼遇对她都没有用了！我们即使想赎罪，也永远没有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