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漫游

古人治学，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行走间，文人们开阔了视野，了解了民情，陶冶了情操。孔子就曾经周游列国，“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还提出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从山水间悟到了人生的哲理。

司马迁从20岁起开始漫游各地。他在会稽探访大禹大会诸侯的遗址，在长沙水滨凭吊屈原，在登封瞻仰许由的坟墓，在楚地参观春申君的宫殿。还参观了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故居，听当地老人讲述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逸闻趣事。丰富而传奇的阅历，让他掌握到了许许多多可信的第一手资料，而不仅仅是在故纸堆中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司马迁的漫游，为光耀后世的《史记》的完成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山水诗人谢灵运，一生寄情山水，游遍了各地名胜。据说，他为了旅行方便，还自制了一双带齿的木鞋，人称“谢公屐”。李白有诗曰：“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可见，谢灵运不仅是山水诗人的开山鼻祖，还是一位旅游用品发明家。东晋之后，山水游往往成为诗歌吟咏的内容。而从山水游扩大到漫游，并且成为一种文人雅士的风尚，则是从唐朝开始的。从名山大川到边陲小镇，再到黄沙大漠，到处都留下了文人的足迹，也留下了一篇篇不朽的诗文。

“诗仙”李白也堪称是一位旅行家。他“五岳为辞峰，四海作胸臆”，写下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绝唱。他从25岁起，就离开了蜀地，开始在各地漫游。他认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是非常自然的事。在漫游中，他结识了“诗圣”杜甫，并与之结成好友。李白在人生数十年的游历生涯中，足迹遍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湖南、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现在，湖北安陆的白兆山上，还有一棵银杏树，相传是李白当年所栽。

苏轼也是一生宦游四方，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半个大宋江山。在西湖，他写下了著名的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到杭州之后，在杭州西湖修了一道堤，人称苏公堤。凡是有名山大川的地方，总会出现文人们的身影。宁静而旷远的山区，静谧深邃的河流，有着中国山水画一般的意境，能够让文人们暂时忘却凡尘的苦恼，将身心沉浸在自然的怀抱中。

古代文人的漫游地点，除了名山大川，还有繁华的都市和荒芜的边塞。而边塞，有着不同于普通山水的恢宏大气，为文人提供了更广阔的创作视角。王昌龄有《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岑参有诗：“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不同于山水田园诗的清幽淡雅，边塞的游历使诗人与诗作都带上了豪放、雄壮、瑰丽的阳刚之气。

文人从灵魂深处就和漫游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于文人来说，漫游是他们灵感的源泉，只有当一个人真正地沉浸在真实而广阔的世界中，才能使它张开每一个触角，感受到无与伦比的新鲜。漫游也是文人的镇痛剂，当他们不为世俗所容、仕途一片黑暗时，自然是接纳他们的温暖怀抱。

“在路上”是一种状态。可惜的是，漫游对于今天忙碌的人们来说，已经是一种近乎奢侈的行为。当古代的文人们坐着颠簸的马车，在驿站中洗刷一身尘土时；当他们吃着粗糙的干粮，独自跋涉于崇山峻岭时；当他们乘一叶扁舟，在波光粼粼的湖面徜徉时，他们是快乐而自由的。而今，人心浮躁，“万卷书”都来不及读，哪里还能行“万里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