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需要教育”这个话题该终止了

狄更斯的《艰难时事》、雨果的《悲惨世界》、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曾以艰难、悲惨、镀金等尖锐的词描述他们所处的社会。那么中国作家如何用文学回应这个复杂的时代提出的各种问题？作家韩少功感觉到沉重的责任。

5月12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举办成立五周年纪念仪式，并启动系列学术活动，围绕“世界视野、人文传统与当代中国的文学教育”主题，探索文学创作与文学教育的共同发展。中国作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莫言主持纪念仪式。

韩少功表示，作为一个文学界的老兵，他感觉到现在越写越难，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大。互联网的出现，甚至人工智能的出现，不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形态，也正在改变着文学写作、传播的种种机制，文学的地位受到某种挤压；另一方面，受众、社会也出现很大改变。“但是有人在，有文字在，文学永远不会死亡。”韩少功说。“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是像热带的植物到了寒带，可能要枯萎。另一种情况可能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因为四处缺少光明，萤火虫更加耀眼、更加灿烂、更加让人喜欢和激动。所以文学将来是哪一种情况需要我们做出回答，我个人充满信心，我相信、我希望，我也愿意和我们的同行共同努力，让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将来成为暗夜中的萤火虫，成为我们的星星、月亮，甚至太阳，来引领人类对光明的希望。”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表示，北师大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重镇，百年历史中，许多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学术新知就出现和发生在这里。直到今天，许多当代优秀作家的生活和创作，也与北师大这个场域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

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与北师大文学院创办的“文学写作”专业，通过作家直接参与的文学教育，不断为中国当代文学输送着新鲜血液。

文学教育对于当今社会有何意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从七个方面论述了文学教育的意义：第一，确立道义观，文学具有培养人之道义的得天独厚的功能；第二，营造审美境界，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是由许多维度组成的，文学世界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有力量帮助人养成情调；第三，培养悲悯情怀；第四，梳理历史意识，文学可以帮助我们记忆历史，一部《红楼梦》会使我们超越以往认识历史的深度与真实感；第五，激发想象潜能创造，从而使人类不断进化；第六，强化说事能力；第七，提升语言水平。

“我一直主张文学要去巫，文学是人类精神最宝贵的向度之一。是精神就离不开成长，就离不开哺育，就离不开表达的路径，就离不开自身的升华。即使精神不完全依赖于教育，我敢说教育最起码有益于精神。”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毕飞宇表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已经成立五周年，就文学来说是一件喜事，就文学的高等教育来说是一件大事，说明“文学是可以教的，文学的教育完全可以归纳到高等教育中去，这是一个早就被实践公证过的一个常识。”毕飞宇说，余华的存在给那些主张文学不需要教育的人提供了一个铁的事实。他没有上过大学，然而他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余华没有经历过高等的公共教育，那是特殊的历史造成的，但是，余华的私人教育或者说自我教育是怎样的？他读过多少书，他是怎么读的，他是如何思考的，他的阅读、思考和他的文本之间，究竟构成了怎样的关系，这些都是问题。可这些问题都被我们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在余华失去了他的公共教育资源之后，如果没有良好的甚至严格的自我教育，就不可能是今天的余华，这也是一个铁的事实。那些说文学不需要教育的人只不过没有弄清楚一个概念，没有搞清楚公共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区别。

毕飞宇认为，在今天精神的传承和创造背后，隐藏着许许多多式样的教育模式。五年前，北京国际写作中心的成立，就文学的教育而言，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说明“文学不需要教育”这个愚蠢的话题可以到此为止了。

吉林大学文学院人文学部长张福贵认同曹文轩的观点，认为文学教育最重要的是审美教育。“审美教育是文学的本质，一部作品如果不具有审美性，就不应该属于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的范畴。所以，文学教育本质是审美教育。”张福贵认为，文学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人性的教育。在今天的社会风云之下，我们还要补充另外一个命题，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我们的文学教育、文学创作，就要为民族思想提升质量，为人类思想扩大容量。这是我们文学教育当下最为急缺的一课。

（摘自2018年6月6日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