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基因”

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加速将人类带到从未面临过的一个“奇点”：智力被非人类全面超越，导致对教育的核心需求产生了千百年来最大的一次变化：从知识传授转为创新能力培养，且这一转变到来的速度和范围都远远超过预期，从而使破解“钱学森之问”迅速成为最急迫的国家战略性挑战之一。

创新的“基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维度：内生动力、开放性、坚毅力、智慧和领导力。

华人和犹太人被公认为两个最重视教育、最具智慧的民族。然而，仅占全球人口约0.2%的犹太人产生了覆盖各个领域的约2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更不用说还有马克思、爱因斯坦、毕加索等宗师），仅有800万人口的以色列创新能力仅次于美国，被誉为“创新的国度”。

让我们看看犹太教育对创新者的影响。作为公认的牛顿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出生于时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德国并在德国接受大学前教育的爱因斯坦，第一次考大学失败，第二次也仅考上当时名气不大的瑞士苏黎世高工，上大学时还常常抄袭别人的作业。但另一方面，他对如何随光一起运动的狂想如痴如醉，并深度自学了尚未列入大学物理教材的电动力学。另一个例子，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天才画家毕加索，在他的小学阶段，上课就如受刑：面对“2+1等于几”的问题，他就一直搞不清；不断地被老师和同学们嘲讽。当几乎所有人都认定毕加索是弱智时，他的父亲始终坚信儿子虽然读书不行，但绘画极有天赋，给予了孩子最需要的理解和赏识，在关键时期拯救了他。

犹太人的教育有哪些与我们不同呢？犹太教育从幼儿开始，就一直特别强调和鼓励：遵循内心（内生动力）去尽情追求和发挥；深度提问（最好能难倒老师）；“拥抱”失败，勇敢并坚持去做。对照1000多年来华人的教育，恰恰不重视这几点，甚至背离。我们常见的现象是：遵从父母的意愿而不是孩子们的内心；提问被“应试教育”不断打压，越来越不敢质疑；追求短期目标，不许失败，等等。

我在执教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学生们四年的成长优劣，与学生的高考或竞赛成绩关联度不大，而与他们的创新素养和潜质关联度很大。一些高考或竞赛意义上的顶尖学生过于关注短期目标（如每次考试的成绩）以及与同学之间的竞争，缺乏源于兴趣和志向的内生动力，且形成的学习方法、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具有巨大的惯性，很难改变。显然，围绕高考和竞赛进行的学习，并不有利于他们成为创新人才。

我们曾按照内生动力、开放性、坚毅力、智慧和领导力等五个维度，对从全国优中选优的30名高三和少数高二的学生进行了为期四天的面试、心理测试和多种实践测试，得到一个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的结果，即排名前五的，竟然都是高二学生。高三一年的应试准备，就足以对创新和成才的关键素质造成破坏性影响。

因此，破解“钱学森之问”的最大挑战来自“应试教育”。改变“应试教育”，必须进行基于多维度评价指标的高校招生制度改革。选才择才的标准无疑是教育的风向标，只有标准变了，“应试教育”才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摘自2018年6月26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