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早引介了国外标点符号

1866年，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出访欧美的使团——斌椿使团的成员中，有一位19岁的年轻人。他时刻用一双好奇的眼睛打量着新奇的世界，并将有意思的事情，事无巨细地记入日记中。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学习英文的人，他先后随团多次出洋，见证了清政府外交历史上的诸多“第一次”，也见证了众多东西方交流的“第一次”。他就是张德彝。

张德彝（1847-1918）出生于一个没落的旗人家庭，按照正常的轨迹，他或许和祖辈一样碌碌无为。但当时正值西风东渐的时代，各种机缘巧合之下，造就了张德彝不平凡的一生。

同治元年（1862），清廷的总理衙门为了培养能够办理洋务的人才，决定创办“京师同文馆”，请外国人来教中国人学习外语。15岁的张德彝考入同文馆，成为首批10个学生中的一名。这也成为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经过三年的学习，张德彝进步非常大。1865年，在“毕业考试”中，他被奏保为八品官。1866年入选为斌椿使团的成员之一，从此开启了他的出洋之路。

在这次出访中，他详细记载了自己的见闻，并写成《航海述奇》一书。

到了欧洲之后，他首次描述了自行车以及火车的使用情况。他还特意介绍了缝纫机：“形似茶几，上下皆有关键，面上前垂一针，后一轴线。做女工时将布放于针下，脚踏关键，针线自能运转，缝纫甚捷。”

第一次出洋之后，张德彝先后七次出国。同治七年（1868），蒲安臣使团出使欧美时，他任通事（翻译），环游了欧美各国；同治九年（1870），钦差大臣崇厚因天津教案一事专程赴法道歉，张德彝任随员。有趣的是，这次出洋，他目睹了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在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前一天，张德彝刚好到巴黎租房屋。他在《随使法国记（三述奇）》中，记述了凡尔赛军队攻入巴黎的许多具体细节，“各巷口多筑土石墙，几案墙，又有木筐墙，系以荆柳编筐，内盛零碎什物，堆垒成台，炮子虽入，含而不出。”张德彝成为首个记录巴黎公社革命的中国人，而他写的《三述奇》，也成为研究巴黎公社革命运动的重要资料。

每次出国，他都写下一部日记体裁的见闻录，依次成辑《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四述奇》……《八述奇》。不过，第七次出使日本，没有成书，因为“此次出使日本，因当战后所负使命，深觉有辱国体，故辍而不述”。

作为最早出洋的中国人，除了关注西方发达的科技，张德彝还非常注意西方文化。他在书中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过分析和描述。他对自行车、螺丝、巧克力等词的翻译，至今还在使用。除此之外，如今广为使用的标点符号，与张德彝还有很大关系。

同治七年（1868），张德彝以翻译的身份访问欧美。这是他第二次出洋，他把所见所闻以《再述奇》为名出版。在这本游记里写道：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

张德彝介绍的西方“句读勾勒”，虽然觉得烦琐，但多年后，引起了国人的注意。1897年，一个叫王炳章的广东东莞学子，取中国原有的“圈”和“点”以及西文中的“句读勾勒”，草拟了10种标点符号。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均表示欢迎并应用。不过，当时对国外标点符号的反对者亦不在少数。1919年4月，胡适、钱玄同等几位教授向“国语统一筹备会”提交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后经北洋政府教育部予以批准，于1920年2月2日颁行了《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规定了12种标点符号及其用法。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标点符号由此诞生。

作为当时中国见识最广的人，张德彝在骨子里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士大夫思想。张德彝晚年教育子孙时说：“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人之子孙，或聪明，或愚鲁，必以读书为要务。”大意是说自己不学无术，和科举考上来的人同朝为官感到很惭愧，所以他劝诫子孙，不管如何，还是要好好读书取仕。

(摘自２０１８年6月11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