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家教中的中国文化道统

家庭教育是人类教育的起点，对人个性与素质的确立有某种发生学上的意义。严复（1854—1921）以西学名世，而其思想中，中西学的消长、交融却有一个“之”字形的演化过程。简言之，其早年以西学批判中学，而晚年又以中学陶冶西学。于是，在严复成家立业之后，在其家庭教育中我们不难看到西学的科学精神与中国文化道统的彼此涵养，且尤以中国文化道统为标杆，追求科学与人文的互补。本文拟着重就严复家教中的中国文化道统作简要述论。

一、以孝为出发点的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统

中国封建伦理道统以孝为出发点，并从中引申出三纲五常。严复对“孝”格外重视，认为：“孝则中国之真教也。”“国民道德发端于此，且为爱国主义所由导源。”（《严复全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五卷第526页、第七卷第476页）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引申的最高境界是忠，“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而严复则强调它是“爱国主义所由导源”。他将“孝”引申到国家治理领域，并从这一视角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若斯之伦，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严复全集》第七卷，第12~13页）

在现实家庭生活中，严复提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是一种从属、依赖关系，作为父母应该鼓励子女自主发展。他勉励其子道：“惟有男儿志在四方，世故人情，皆学问，不得不令儿早离膝下，往后阅历一番，盖不徒堂课科学，为今日当务之急也。”严复病重时，其四子严璿正在唐山工业学校学习，曾拟转学到他身边学习，以尽孝道。严复就以自己的孝道观开导儿子说：“做父母之人，望其子弟学问有成，常过于团聚膝下。”（《严复全集》第八卷，第535页、第532页）

严复还认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推崇理性的孝道，既反对儿女对父母的愚孝，也反对父母对儿女的强权，这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也是严复借鉴西学自由平等观对传统孝道的重构。他在1917年3月14日《公言报》“极端语”中有言：“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此罗仲素之极端语也。”“子与子言孝，勿问父之慈不慈，父与父言慈，不计子之孝不孝。余伦仿此。此中国旧法教伦理者之极端语也。”“汝为慈父，则必以慈，勿问吾之孝不孝；汝为吾子，则必以孝，不计吾之慈不慈。余伦仿此。此外国近世争权利者之极端语也。”在这里，严复既强调观念上的平等，又注重伦理上的长幼有序。显然，前者是西学的影响，后者是中国传统所系。

二、崇德尚贤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道统

崇德尚贤、德先于智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严复家庭教育的基调。这在严复为其子女取名表字方面尤为突出。严复认为：“名字原以表德，定名、改名，各从微尚，无取特别充足理由也。”（《严复全集》第八卷，第531页）严复一生共五子四女，分别以“璩、瓛、琥、瑸、璆、璿、珑、顼、玷”为名，均与美玉有关。长子严璩字伯玉，伯玉是春秋时期卫国大夫蘧瑗的字，其人十分贤德，作为“先贤”奉祀于孔庙东庑；次子严瓛字仲弓，仲弓即冉有，在孔子弟子中以德行著称，是十二哲之一。在传统儒家思想中，玉具有仁、智、义、乐、忠、信等美德，代表君子之德，故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之说。严复以“玉”为其子女命名，其意昭然。

严复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提出了“三育”及其彼此的关系，并进而论证了德育的重要性：“是故居今而言，不佞以为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对此，他举例言之：“惟器之精，不独利为善者也，而为恶者尤利用之。浅而譬之，如古之造谣行诈，其果效所及，不过一隅，乃今自有报章，自有邮政，自有电报诸器，不崇朝而以遍全球可也，其力量为何如乎？由此推之，如火器之用以杀人，催眠之用以作奸，何一不为凶人之利器？今夫社会之所以为社会者，正恃有天理耳！正恃有人伦耳！”（《严复全集》第七卷，第179页）严复是通过中学重“道”与西学擅“器”之对比，强调德育乃“三育”的重中之重。

关于这一点，严复对其五子严玷的教育便是突出一例。严玷生性顽劣，严复甚为忧虑。他给严玷的信中曰：“长日不读书，闻但一味顽劣，顽劣犹可，千万不要暴戾，残忍暴戾，足以闯祸，残忍尤其不可。何谓残忍？即以他人他物之苦为汝之乐是也。现世之伟人军人，便是如此，此皆绝子害孙千古骂名之人，吾儿岂可学之？”（《严复全集》第八卷，第539页）他认为顽劣是孩子的天性，是不读书、缺乏教育的结果，长大后有望改正；但暴戾残忍是品德败坏、鲜德寡耻的表现，不加以管教则会变得残忍，最终只会害人害己。

三、恪守中道的中国传统文化道统的方法论

中道，即中庸之道，是儒家的处世之道，从方法论和本体论的相互转化角度而言，亦为儒家崇尚的最高道德境界。“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通俗地说，即是为人处世不偏不倚、平和宽容。严复长子严璩身处宦海，严复以自身的经验与教训教导其既不要“媚世阿俗”，也不能“为无谓之忤俗”，应“与世为缘”。1905年，严璩在任广东省电政监督时，曾想在闽地多逗留些时日料理私务，而将北上进京条陈事务交由副手福田，严复以为不妥，恐其遭受非议，“谓吾儿为傲慢不恭，不将渠辈挂眼，于此等事不肯自己亲行”；又说，“汝今声名日益藉甚，到京之日，必有人拉汝出山，吾儿当念毛义捧檄之意，凡事稍徇俗情，藉以献酬群心，念为亲而屈可耳。亦不必向人乞怜，但不可更为高亢足矣”（《严复全集》第八卷，第438页）。

在给四子严璿的信中，严复亦表示：“处世固宜爱惜名誉，然亦不可过于重外，致失自由。”但他又强调“一切言动，宜准于理，勿随于俗”。他还引用孟子的“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来教育严璿明白因时而变、因地随俗的必要，“夫孔子尚有时随俗，况吾辈乎？”（《严复全集》第八卷，第532~533页）可见，严复虽然坚持以“理”作为一切言行的标准，这是原则与底线，但如若非关原则的小事，则能容则容、能退则退，这实际是中庸之道的智慧。

在学习生活方面，严复强调刚柔、劳逸相济，“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这也是严复的遗训之一。其四子严璿读书不甘人后，以至太过用功有碍健康，严复直言其“过犹不及”。在给四女严顼的信中，他说：“须知少年用功本甚佳事，但若为此转致体力受伤，便是愚事”，又言“俟数个月后身体转机，再行用功，尽来得及也”。他虽恼于严玷顽劣，但在给四子严璿的信中又言“管教时勿至伤恩”（《严复全集》第八卷，第536页），仍然重视度的把握，体现了他一生恪守中道与包容的品格。

（摘自2018年8月6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