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心有戚戚焉”

作为业余写手，我深感惭愧的是，对作家孙犁作品的认识，仅止于《荷花淀》《芦花荡》等早期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小说，对孙犁的认识也仅止于他是“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其他的知之甚少。近日，我网购了一套《耕堂文录十种》，其是孙犁晚年的作品结集。读后有相见恨晚之感，孙犁为人、作文的很多做法和想法令人敬仰，并“于我心有戚戚焉”。

在孙犁的诸多美德中，我最钦佩他的洁身自好。他直言：“我有洁癖，真正的恶人、坏人、小人，我还不愿写进我的作品。”“我唯怕恶人恶声，每听到见到，必掩耳而走，退避三舍。”他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新中国成立后各种政治风浪的冲击，患过重病，受过打击，遭受过非议。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让他丧失理智、迷失良知、自甘堕落，反而使其越老越有品位，越有情怀，越有风骨。这不得不使人想到他的家乡白洋淀里亭亭玉立的红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傲岸而高洁，端庄而灵秀，芳远而清新。

至于为什么避讳恶人小人，孙犁这样解释：“不写小人。小人心态，圣人已尽言之。如舞台小丑，演来演去，无非是那个样儿。且文章为赏心悦目之事，尽写恶人，于作者，是污笔墨；于读者，是添堵心。写小人，如写得过于真实，尤易结怨……在生活中，对待小人的最好办法，是不与其计较，而且远避之。写文章，亦如此。”在孙犁看来，写文章既自娱，更悦人，是一种精神愉悦。可见，晚年的孙犁对文学创作的审美达到了新的境界。这是他自身修养的缘故，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哲学。在他心中，恶人小人不要说写，就是意念上也要避开，想起这些人和事，就“心浮气动，六神失据，忽忽不知所归”。晚年，他尽可能不回忆“文革”前后那些不愉快的事。他把自己的灵魂视作白玉，即使点滴丝缕的瑕疵也要打磨剔除，然后静静地滋养在澄澈的清水里。

怕得罪人，也是孙犁不愿在文字中触及恶人小人的一大原因。他的很多小说其实皆为纪事：“我晚年所作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但我这种小说，却是纪事，不是小说。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可以想到，每每伏案提笔，孙犁均小心翼翼、内心纠结，不写不快，写了惹了麻烦也不快，那支流畅的笔就颤巍巍地滞涩了。《耕堂文录十种》中的每一单册虽不是大部头的恢宏巨著，写起来却很为难。可以说，这部书是孙犁在难测的人心与污浊的尘世夹缝中艰难炼制的颗颗璀璨明珠，是他那颗赤诚之心的真实记录，是一个连狗和猫都不愿意得罪的慈祥老人的最后闪光。

为了不得罪人，孙犁先是声明不再为人写序，随后只写一点书评。写书评不行，又退一步写信，但“不久又发现，写信如果说实话，照样可以得罪朋友”。于是干脆连信也不写了，不再给他人的作品提意见。“不得已，也只是写封短信：大作收到了，正在拜读，如有什么意见，定当及时奉告。实际上，是从此就没有了下文。”在良知和友情之间，他小心地做着取舍，小心地摸索着通幽的曲径，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系着脆弱的友情。这个欲望一减再减、祈求安静的老人活得并不轻松安适。

现实中的孙犁有更多的无可奈何，其作品中不时出现自嘲的文字：“比如街道上，垃圾阻塞，则改路而行之；庭院之内，流氓滋事，则关门以避之。至于更细小的事，比如食品卫生不好，吃饭时米里有沙子，菜里有虫子，则合眉闭眼，囫囵吞之……”这就是孙犁每天面对的现实，别人都适应了，熟视无睹了，麻木了，而他这种适应，倒不如说是喃喃的申诉与谴责！而“我如果是一条鱼，看见有人来把水搅浑了，我就赶紧躲开，游到远处去。如果躲不开，我就钻到泥草里去”则让人联想到孙犁生活的艰涩与逼仄，到了无处可去的地步。与环境的疏离恰恰反衬出孙犁的“洁癖”，只有眼里容不下沙子的人、一直敏感的人、一直渴盼美好生活的人，才会有强烈的排斥反应。作为一个无力抗争的老人，孙犁只能通过文字书写内心的怨尤，写出来才得以缓缓地透一口气。

“故乡有美好的一面，也有不美的一面……说实在的，故乡的恶与丑我不忍心以散文的形式赤裸裸地写出来——那些令人发指的行径变成文字，我怕玷污了整本集子的审美；当然，我还希望那些恶与丑能渐变为善与美。因此，对这些东西，我的文字是极力节制的，也添加了温和的成分，个别全景式呈现的篇章，未能入选本书。”这是笔者的散文集《流星划过夜空》（2015年12月出版）自序《逃离与回望》中的文字。我不合时宜地引用在这里，丝毫没有傍孙犁这棵文学大树之意，只是用以印证我与孙犁老先生在写作上的一点不谋而合。想不到我的一点感受，孙犁早就多次诉诸文字了。这种文字与心灵的“撞车”，也算是一次美丽的邂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