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人

1963年，我考入曲阜师院（现曲阜师大）中文系。

基于“写作能力是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执教中学语文的专业基本功”的深切体认，有多年中学校长经历的中文系李子虔主任，重视“实践性强”的写作指导课教师力量的配备。其他课多是一主讲一助教，教我们写作课的是一主讲三助教。四位老师年貌有别，才赋不一，但都温厚谦和，勤勉敬业；指导写作，更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主讲王锡昌老师通晓为文之道，评点论析精当切要，助教任耀云、马怀忠、林渭庭老师能诗擅文，增删改换提笔即来。几位老师不是自守一摊，各显神通，而是为了“培养合格中学语文教师”的使命担当，齐心协力，倾智尽责。我的作文本上，既有主讲王锡昌老师用平正稳健的字句给予的辨瑜指瑖，也有助教老师笔带感情的勾画点拨。作文评讲，无论主讲执评，还是助教开讲，传达的都是老师们合议共商的意见、建议。

如此熟谙业务、和谐尽职，弥漫着传统文化气息的教师组合，保证了写作指导课“读写范文”的选编质量。回想那时的现当代读写范文，除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朱自清、叶圣陶等人的文学经典和毛泽东主席的政论宏文之外，多是老师们从报刊上精挑细选的反映当代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佳构力作。通讯如魏巍倾情奉献的表达人民心声、奏响时代强音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报告文学如魏钢焰为身在车间、志在广远、名播神州的优秀纺织工人赵梦桃作传的《红桃是怎么开的》；散文如严阵用生动的人物形象和诗情画意的景物描写表现革命老区人民为理想而奋斗不息的《牡丹园记》，杨朔礼赞劳动人民创造伟力的语言精致、意境幽婉、想象奇丽的《雪浪花》；小说如反映和平年代军人严苛的训练生活、坚定的理想信念、深挚的家国情怀的《开顶风船的角色》《刀尖》和《政治连长》；以及贺敬之的动人诗歌，马铁丁的犀利杂文，施东向的厚重文论《义理、考据和辞章》等等。可谓篇篇精彩，又各有巧妙。我们读可含英咀华，写有方向路标。

“经典美文中的思想和写作营养，必须融入勤写多练的实践中，才能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和写作能力。”这是第一堂写作课上老师对我们的谆谆告诫。所以我们的写作练习，除了必须完成的练笔作业——老师们根据写作训练计划安排的有明确目的要求的两周一次的“大作文”，和学生自选内容、自定体式的一周一次的“小作文”；还有我们自行安排的日记周记、读书笔记、作品评论和诗歌楹联、散文小说等五花八门的课外练笔。

对我们写的“大作文”，老师每次都围绕训练要求，结合有关范文，对学生习作进行讲评，肯定、鼓励为主，指瑕、纠错为辅。而在批阅作文过程中，却一律“严”字当头，心细如丝，不会放过学生习作中的任何错讹缺失。1964年4月，即大一下学期，在一次写人物的“大作文”中，为了体现训练重点“细节选择和心理描写”的写作要求，我调动日常的观察和阅读积累，写了一篇4000字的虚构性习作《婴儿的哭声》。在两个班100多人合上的作文评讲课上，年近耳顺、华发童颜、声音浑厚的王锡昌老师，抑扬顿挫，从头读到尾，边读边点评，对习作中的细节刻画和心理描写夸赞有加。可是，翻开作文本，看看不止一位老师写的眉批旁批可知，习作中既有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如破折号占一格）、用词不当（如“肥胖的婴儿”）、语意重复（如“父母双亲”）等毛病，也有前后内容“衔接突兀”的问题。甚至在和悦坦诚的任耀云老师执笔写的行云流水、气贯前后的总评里，在80余字的肯定性评价、50余字的修改“建议”之后，还明确告知这篇习作的两大缺点：一是有些地方语言拖沓，“欠精炼”；二是“喜用文言词”，并特别指出“这是个不好的倾向”。老师如此要求合情在理。因为老师们有言在先：（未来的）中学语文教师，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不论在讲台上讲台下，也不论是口头言说还是书面成文，都应能做出合乎规范的语言表达，基本要求是：一要用词准确，表意明晰；二要语势顺畅，情真理正。

对同学们的课外练笔，尽管老师讲过“只要送交，一律欢迎”，但总有同学“按兵不动”，不愿“送交”。一次在系阅览室见到马怀忠老师，他向我问及此事。我告诉马老师：同学们有的怕给老师添麻烦，也有的不好意思轻易拿给老师看。平时不苟言笑，说起话来则一腔真诚的马老师微笑着说：“同学们不必想那么多。老师需要看同学们各种各样的练笔。一来可以借此全面了解同学们的练笔情况，从中发现共通性问题，充实写作训练计划和讲评话题；二来也可以从中发现同学写作中的喜好，以便给予个别指导，发展学生的特长。”马老师这是实话实说。我读了韩少华以精巧构思和轻灵笔墨呈现出温馨社会风貌的散文《序曲》（“读写范文”），很感新奇，便用两个午休时间写了篇评论送到写作教研室。王锡昌老师不仅做了细致的批改，还当面鼓励我说：“写作品评论，这就练到了点子上，可以一举多得。对感兴趣的作品，要读透它，弄清它的真相，然后从你的兴趣点中确定评论话题，再注意具体分析，正反论证。坚持下去，会有大的长进。对将来教授中学语文大有益处。”我没问询王老师的所谓“一举多得”“大有益处”的含义，却明确了老师指给我的练笔重点及注意事项。此后，我的课余练笔时间大多用在了作品评论的写作上。例如，杜鹏程的特写《夜走灵官峡》（“读写范文”），郭澄清的短篇小说《公社书记》（《人民文学》1963.11），通讯《女子短跑的接班人——贺祖芬》（《中国青年报》1964.9.16），赵树理为农民读者选编的他的小说集《下乡集》等，我都写出评论习作并先后送请老师审阅。这些稚嫩粗疏的评论，短的1000多字，长的近5000字，都得到老师耳提面命般的精批细改。甚至同学间彼此切磋、互相批改过的习作，例如冷相鲁同学（曾任苍山县教委主任兼县一中校长）批改过的我对小说《父子》写的评论文章，老师照样审阅,并对我的习作和相鲁同学的批改提出客观中肯的意见。正是在老师们高屋建瓴又明确具体的指导下，我逐步领悟到作品评论文章写作的个中三昧，提高了自己对通讯、散文、小说等记叙类作品的审美鉴赏和价值评判能力。

写作指导课老师教给我们的，还不止如何写文章，如何用书面语言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思想主张，参与社会生活。为了使自己的习作在构思立意和锤炼语言上有所进步，我研读写作课“读写范文”中《蔷薇》《红头绳》等袖珍范例，练写了几篇不同形式的千字内短文。在送交老师审阅指导的那篇600字的杂感《锻炼》一文的后面，沉静、儒雅的林渭庭老师，用飘逸有度、圆转自如的笔势写了如下一段话：

文意简洁。结尾稍显急促了些，大可发挥一二。看完本文，也使我想到，大事情固然马虎不得，就是日常生活的小事情，也一样可以从革命利益的高度去严格要求自己才对。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愿共勉之。

这段简要、从容又不乏文气的评语里，指明了《锻炼》一文的所长所短及修改方向；更让我心动的是，林老师在和学生进行心贴心的“共勉”话语中，给予我的为学修己的精神温润和“教书育人”的智慧启迪、行为指引。“诲人不倦”的老师们，在教我们作文，也是在教我们做人——他们是课上课下，言传身教，春雨清风，“以文化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