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给校长“松绑”

不知从何时起，中小学校长成了教育界的“大忙人”。他们忙于阅读各级各部门的文件，一年阅读几百份；忙于接电话，每年接到的电话、短信、微信多达几千个。这些文件、电话、微信、短信都是有事要落实的。比如，创建活动、达标验收、示范校、文明校、基地校等，有扛不完的牌子、评不完的奖项。这边刚发文，那边就要验收，连课题研究也成了立等可取的“快餐”。还忙于其他事务。学校的人财物、党政工团少、工农商学兵、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伤，都要校长“一支笔”签字，校长室成了迎来送往的“会客厅”、发布命令的“司令部”、文件票据的“签发处”。同时，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新举措。如，加强校园安全，校长要值班巡查校园，督促家长上网学习安全知识，并将家长的完成情况登记造册；加强食品安全，校长每周至少要在食堂里就餐几次；加强招生管理，入学通知书要校长亲自签发；规范教辅材料征订，校长要亲自审核、签字。还有众多专题教育活动，以及学生放学后的去处、校车安全、校园周边环境治理等，都需要校长关注。学校成了“小社会”“小政府”“无限责任公司”，本该政府做的事，学校都做了。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开始通过微信安排部署，通过手机App上传下达。有的校长一部手机安装了十几个App，如安全教育平台、党建平台、学籍管理平台、教师专业研修平台等，每个平台每天都要上传图片和表格。一节课不看手机，手机上就有十几条短信息或微信通知，以致校长成了“低头族”“微信奴”。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学校工作千头万绪，都需要校长去安排；校长有时分身乏术，出力不讨好，两头受气。家长、领导对学校不满意，把气撒在校长身上；师生对学校不满意，把气撒在校长身上，以致校长成为“出气筒”。教师请假、无人上课，校长要顶上；无论上级检查哪项工作，校长都要熟悉，以致校长成为八面玲珑的“多面手”、无事不晓的“百事通”。协调资金、人事等事务，处理学校与驻地政府的关系，校长都要出面，以致校长成为“外交家”。面对如此繁多的事务，校长如何能安心办学？

究其原因，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在作祟。安排工作的形式变了，但形式主义的本质没有变；以现代化办公的名义搞形式主义，新瓶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说到底还是形式主义的变种，是穿了马甲的形式主义。教育行政部门以“网来网去”“键对键”代替“面对面”，以工作群的多少衡量工作量的大小，以虚拟空间的签到点卯评判工作的成效，以致“无纸化”办公变异为“五指化”办公；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缺乏担当意识、大局意识，没有经过基层实践的锻炼，不了解学校的管理和教学，仅唯命是从，缺乏对具体问题分析、归类和整合的能力，对非学校、非教育类的工作没有拒绝的勇气和底气。校长对上级教育部门安排的工作过于盲从，觉得“官大一级压死人”，碍于情面，只好“照单全收”，对非学校工作不敢拒绝。

2013年2月，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指出，“校长是履行学校领导和管理职责的专业人员”。可是，专业人员干了非专业的工作，“耕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无关无效的“非教育家治校”行为消耗掉了校长大量的精力。校长成了“标准件”和“复印机”，成为没有生命活力和成长空间的“岗位”。办学的不是“教育家”，而是“官员”，教育的固有功能被削弱或取代了。《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明确了校长的专业发展方向，体现了倡导教育家办学的导向。对学校出现的种种乱象，教育行政部门要以《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为指导，从学校管理、校长治校的专业角度予以规范，从政策层面正本清源，给校长“松绑”，为学校减负，让校长成为“纯粹的校长”，为校长治校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教育行政部门要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给校长“松绑”。厘清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的职责，责权分明，明确定位，实现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由管理教育向治理教育转变。要运用法规、规划、政策等手段，做好宏观调控、教育管理、督导检查、服务保障等职责范围内的事，把该管的管好，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减少对学校的行政干预；改革校长评价机制，实行“管办评”分离，保障校长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校长自主办学，激发活力，办出特色。校长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创新管理举措，优化管理机制，依法办学，对干扰学校的各种行为敢于说“不”；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变过程管理为结果管理，将过程管理权还给学校，由校长自主管理。实行“校长职级制”，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淡化校长的行政职能，明晰校长的专业定位，明确目标和方向，让校长静下心来办学，潜下心来治校，促进学校管理水平的提高，让更多校长向着“教育家”办学的目标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