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盏煤油灯

小时候，乡村没通电，家家户户晚上都用煤油灯照明。庄户人俗称其为“火油灯”，光亮比萤火虫发出的光亮不了多少。多年后，家中已没有了煤油灯的身影。但在我心里，有一盏特殊的煤油灯，它一直亮着，指引我前行。

那是1969年初秋，我正在读高中。一天，我和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去校外西山沟里挖防空洞。完工后，我从垃圾堆里捡到了一盏用“民生”牌墨水瓶改制的煤油灯。放学后，我把煤油灯用报纸包好，装进书包，撒着欢儿跑回了20里外的家。

一进家门，我就从堂屋东墙的灯窝里摘下了家里的“老古董”煤油灯。接着，从油乎乎的灯瓶口提上用铁皮卷成的筷子头粗细的灯芯，把煤油倒进了捡来的煤油灯里，拧紧瓶盖，放进灯窝。

天刚黑，我划着火柴，点亮油灯，红红的灯光飘摇不定，黑黑的灯烟袅袅上升。我不时望向屋外，等待着在生产队干活还没收工的父母。我寻思：父母看到这盏新的煤油灯肯定会很高兴，说不定还会给我奖励呢！想着想着，一不留神，前额的头发被灯火烧着了，一股刺鼻的怪味直冲鼻腔。我赶紧开门开窗，透透气。

过了一会儿，父母收工回来了，一眼就看到了新换的煤油灯。父亲笑着问从哪儿买的，听我说是捡来的，立刻板起了脸，训斥道：“只要是公家的东西，不管有用没用，咱都不能往家里拿。明天，你赶快把煤油灯还给学校。”

父亲14岁参加八路军，15岁加入共产党，抗战时，身上留下了8块弹片。他一向公私分明，从不贪图公家一针一线。我红着脸，只好点头答应。那天，家里的气氛格外沉闷，晚饭时只听见筷子碰碗的声响。

饭后，母亲把煤油灯里的油重新倒了回去，再次点亮旧灯。她从村东小河里挖来细沙，装进捡来的煤油灯里，清除油垢；再用玉米皮蘸着金贵的面碱，擦净油灯内外，放在外窗台上晾干。第二天，母亲找出一块干净的手绢，把煤油灯包好，连同新出锅的发面火烧，一块儿装进了我的书包。

那一天的上学路格外漫长，书包里仿佛装着千斤巨石，我的两条腿也像灌了铅似的。到校后，我悄悄地把煤油灯放在教室后边的墙角里，每看它一眼，我心里就像针扎一样难受。终于，挨到星期六清理卫生，值日生把煤油灯“请”进了垃圾堆，事情总算过去了。

1970年，我高中毕业，被推荐为公社联中语文教师。那时，村里依然不通电。晚上，我就在玻璃罩子灯昏暗的光下备课，批改学生的作业。两年后，我参军入伍，过上了有电灯的生活。1974年秋天，村里买了发电机和柴油机，为近200户社员家里通上了电。从此，世世代代点煤油灯的村民实现了“电灯电话，灯头朝下”的梦想，煤油灯完成了照明的使命，悄悄退出了历史舞台。

27载军旅生涯一晃而过，我由一名正团级单位政委转业到中共党史研究部门任职。工作多年，我心里始终记着父亲的教诲，走正路，不眼红，不贪腐，问心无愧。

如今，父亲已经去世10年。但我心里的那盏煤油灯一直亮着，像父亲一直在注视着我、跟随着我。它永远定格，成为照亮我求学路和追梦路的长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