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的觉醒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就是说，人应该有恻隐之心，不是高高在上的怜悯施舍，而是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是对生命的无上关怀。

穷年忧黎元 叹息肠内热

战争给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战争让百姓水深火热、苦不堪言。杜甫站在人民的角度，反对战争，反对扩张，同情人民，体贴百姓。诗人目睹了朝廷强行抓人当兵的悲惨现实，以纪录片的形式记录安史之乱带来的灾难，《石壕吏》就是其中的一首。

即使在夜晚，百姓也是寝不安席，抓兵的官吏飞扬跋扈、仗势欺人。家里老翁翻墙逃走，只有老太太出门应对……即使一个年老体衰的老妪也难以幸免。她说：“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更是推己及人。他大声呼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把自己放在身后，把人民放在心上，为人民的疾苦而呼吁、呐喊。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忧国忧民的精神，这是原始的古朴的共产主义精神。

诗人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写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诗人时时忧黎元，事事忧黎元，终生忧黎元。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宋代大儒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通俗的解释是：以天下为己任，为百姓谋福祉，把国学发扬光大，让社会和谐安定。

唐宪宗迎佛骨入宫，引起京城轰动。韩愈写了《谏佛骨表》，提及不要盲目信佛拜佛，认为这对国家没有好处。皇帝勃然大怒，认为他抗龙逆鳞，大逆不道，要处死韩愈。大臣们苦苦求情，韩愈才捡回一条命，却被贬到八千里外的广东潮州当地方官。韩愈路过陕西蓝田关，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到任后，干了４件大事：驱除鳄鱼、兴修水利、解放奴婢、兴办教育。韩愈在潮州仅８个月的时间，所做之事都事关国计民生。赤诚之心，跃然纸上；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言行一致，求真务实。他们以行动践行儒家思想，以追求彰显人生理想。

惟歌生民病 愿得天子知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渐趋衰落，社会矛盾日渐突出。诗人想通过诗歌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百姓疾苦，于是就有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的《卖炭翁》便是新乐府的代表作，诗人自注云：“苦宫市也。”一个辛苦的老人为了生存艰难地烧炭，却被宦官以皇宫采购的名义强行拖走，只留下“半匹红绡一丈绫”。很明显，这是官府赤裸裸的抢劫。白居易强调诗歌要服务社会，服务现实。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强调诗歌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效是“救济人病”“补察时政”。

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觉，一种文心的觉醒，一种自我道德的批判。不是批判别人，而是批判自己。知识分子开始成为普通百姓的代言人，开始为社会伸张正义。

鲁迅先生曾写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古代文人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变革社会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激荡着一代代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腾飞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