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质相宜方为美

在《论语•雍也》中有“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句，意思是说，质朴胜过文饰就会粗野，文饰胜过质朴就会虚浮，质朴和文饰比例恰当，然后才可以成为君子。孔子此言“文”，指合乎礼的外在表现；“质”，指内在的仁德，只有具备“仁”的内在品格，同时能合乎“礼”地表现出来，方能成为“君子”。文与质的关系，亦即礼与仁的关系。这一则体现了孔子竭力推崇的“君子”之理想人格；另一则反映了其一以贯之的中庸思想：既不主张偏胜于文，亦不主张偏胜于质；当不偏不倚，执两用中，即“中庸之为德也”。

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有两则小故事，一则是《秦伯嫁女》：“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意思是，从前，秦伯把他的女儿嫁给晋国的公子，叫晋国公子为她准备好打扮用的首饰服装，跟着陪嫁去的穿着华丽衣服的婢女有70人。她们来到晋国，晋国人喜欢陪嫁的婢女，而看不起秦伯的女儿。这可以叫作善于嫁婢女，而不能说善于嫁女儿。寓意人的眼睛只盯着衣服华丽的婢女，结果却丢掉了真正的主人。

另一则是《买椟还珠》：“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 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意思是，楚国有个珠宝商人，到郑国去卖珠宝。他用名贵的木兰雕了一个装珠宝的盒子，将盒子熏了用桂椒调制的香料，又装饰了珠玉、玫瑰、翡翠。有个郑国人把盒子买了去，却把盒里的珠子还给了他。这可以说，这个珠宝商人很善于卖盒子，而不善于卖珠宝吧。寓意郑国人两眼只盯着精致的木匣，竟然舍弃了珍贵的珠宝。

这两则故事都是讲只注重事物的外表，看不清事物的本质而闹出取舍不当、舍本逐末的笑话。故事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见微知著、一叶知秋的洞察力，分清事情的本质，抓住主要矛盾，才能把事情做好。

刘勰在《文心雕龙•议对》中引用《秦伯嫁女》和《买椟还珠》的故事，并以此说明“文”与“质”的关系。“昔秦女嫁晋，从文一之媵，晋人贵媵而贱女；楚珠鬻郑，为熏桂之椟，郑人买椟还珠。若文浮于理，末胜其本，则复在于兹矣。”意思是，从前秦国的国君把女儿嫁给晋国公子，随从陪嫁女都打扮得很漂亮，结果，晋人看重陪嫁的女子，而看不起君王的女儿；楚国人把珠宝装在用香料熏过的精致的匣子里，后来把宝珠卖给郑国人，结果，郑国人买了匣子，而退还了宝珠。如果写议文只讲究华丽的文辞，使文辞掩盖了所有的道理，枝节胜过了主题，那秦人嫁女、楚人卖珠的笑话，便又出现在这里了。

刘勰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引申到文学创作的领域中，用来比喻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质”必须以一定的“文”表现出来，而“文”又必然反映出一定的“质”。并且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提出“文附质也”“质待文也”“述志为本”的观点，也就是说，内容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体现，而形式又总是反映一定的内容。尚“质”轻“文”，或尚“文”轻“质”，都是片面的。并认为“质”占主导地位，“文”充分表现“质”，强调在创作过程中要克服“为文造情”的形式主义倾向，坚持“为情造文”的创作原则。刘勰在如何运用文采的问题上提出，要“联辞结采”“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选择合适的体裁来安顿思想，运用恰当的风格表达心情，这样才“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撵藻”“文不灭质，博不溺心”。 同时，文采是为情理服务的，不能用得太过，否则“采滥忽真”，只会“言隐荣华”“味之必厌”。他还用形象的比喻来论证，“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翡翠装饰的丝线作钓索，桂花作钓饵，反而钓不着鱼;吴锦虽美，但容易变色；木槿花虽艳丽，但朝开暮落。刘勰虽主张“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却又“恶文太章”，主张“贵乎反本”，回到真性情上来。以情理为主，然后结音、撵藻，讲究声律、对偶、辞藻、文采，只有辨清情的真伪与采的正杂，“联辞结采”才能情采并茂、文质并重，才能“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