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珍贵的回忆

每当翻阅我在《山东教育报》编辑部工作期间编辑的稿件时，总能引出一些美好的回忆。在迎来《山东教育报》创刊三十周年之际，重读1997年7月28日那期刊登的《心中的丰碑》一文，我心潮起伏，浮想联翩。

我的思绪飞向了遥远的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主席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26日上午，他兴致勃勃地视察了韶山学校，并留下了一幅经典照片《毛主席和韶山学校少先队员在一起》。照片生动地记录了毛主席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经《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热烈的反响。1959年，我只有12岁，还是名戴红领巾的小学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获得了这幅照片，爱不释手，每隔几天就要认真端详一番。我特别羡慕照片中紧挨着毛主席的那一男一女两名少先队员，觉得他俩真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1997年，我担任《山东教育报》主编。当我再次端详《毛主席和韶山学校少先队员在一起》的照片时，萌生了向“天底下最幸福的人”约稿的强烈意愿。可是，当年的这对“金童玉女”如今身处何方呢？我先后联系了韶山学校、湘潭市教育局、湖南教育报刊社，终于得知：男孩名叫蒋含宇，女孩名叫彭淑清。两人大学毕业后结为琴瑟之好，现在的工作单位都是江西九江石油化工总厂。我喜出望外，便于6月上旬按地址给蒋含宇、彭淑清寄去一封热情洋溢的约稿信，并附上了几期《山东教育报》，希望两人能把与毛主席合影背后的故事写出来，由《山东教育报》发表。

没想到，只过了半个月，我就收到了蒋含宇、彭淑清的回信和稿件。信中写道：“自从与毛主席合影后，为了避免突出自己，我们极少对外宣传这件事情。读了你的来信，又看了你寄来的《山东教育报》，我们深受感动，认为从弘扬革命传统、重视教育事业的大局出发，应当把那段历史真相反映出来，让更多人受到鼓舞。稿件你尽可删改，只是请注意事件表述的真实性。”

接着，我又认真阅读了来稿。这是一篇以《心中的丰碑》为题的回忆录。文章内容丰富翔实，文风严谨朴素，不乏精彩的细节和闪光的金句，使我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下面几段描述格外生动感人：“我们俩飞也似地奔向毛主席，把两束鲜花献给他老人家，并紧紧地握住他老人家的手。毛主席高兴地接过鲜花，亲切地抚摸着我们的头，嘱咐我们要努力学习，做个好学生。”“在照合影相之前，含宇走到毛主席跟前，恭敬地行了个队礼，踮起脚尖，把红领巾给毛主席戴上，动作是那么熟练、那么敏捷。毛主席抚摸着胸前的红领巾，和蔼地问含宇：‘你真的把红领巾送给我了？’含宇说：‘真的！’毛主席又对大家说：‘那我就把红领巾带到北京去了！我现在又年轻了，变成少先队员了。’逗得大家都笑了。毛主席也笑了，笑得那样开心，那样爽朗。摄影师侯波按下快门，拍下了那张被诗人臧克家称为‘仿佛能听到笑声’的照片。”

文章在回忆了与毛主席合影的过程之后，又记叙了此事对作者人生道路的重大影响。蒋含宇、彭淑清一直把照片珍藏在身边，从中汲取了极大的力量。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两人均以优异的成绩，分别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石油学院。大学毕业后，又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先后在辽宁、湖北的生产一线艰苦奋斗了12年。1980年，全国各地抽调技术骨干支援江西九江炼油厂。蒋含宇、彭淑清夫妻双双来到九江，在新的岗位上倾注了全部心血，作出了突出贡献，都被评上了高级职称。蒋含宇还担任了单位的领导职务。

我读罢《心中的丰碑》，如获至宝，兴奋不已。几天后，正好赶上香港回归祖国，蒋含宇、彭淑清又寄来了他们特制的纪念卡。纪念卡上不仅印有《毛主席和韶山学校少先队员在一起》的照片，还亲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站立起来的民族，必须十分重视优良传统的教育，并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否则她将停滞、倒退，甚至可能重新趴下。”这使我进一步感受到《心中的丰碑》一文的分量和价值，很快将其编发到7月28日的《山东教育报》上。本期报纸送到读者手中后，《心中的丰碑》博得了广泛好评，多家报刊予以转载。据蒋含宇、彭淑清反馈，不少读者给他俩写信，表达了对文章的赞美和对两人的祝福。从此以后，蒋含宇、彭淑清对《山东教育报》产生了浓浓的兴趣，与我这个远在齐鲁大地的编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之间常有电话问候、书信来往。他们还寄来了诗人臧克家为照片《毛主席和韶山学校少先队员在一起》写的一首诗歌《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诗歌感情真挚、语言生动，尤其是最后一节，可谓余音袅袅、意味深长：“这张照片像春风，吹得人脸上飞红云，真想挤进队伍里去，脖子上也系上条红领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