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义利观中的智慧

《论语·子罕》篇中有“子罕言利”的记载，“罕言”并非不言，只是一般不直接讲而已，孔子间接谈的并不少。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如果财富可以追求到的话，即使给别人执鞭这样卑贱的差事，我也愿意；如果求之不得，那就遵从自己的喜好去做吧。富贵虽然可求，可必须是“见得思义”，就是说，在获取财利时，要思考是否合乎“义”的准则：一是“义然后取”，即合乎“义”的标准，取之无愧；不合乎“义”的标准，坚决不取。二是“先事后得”，即首先付出劳动，然后才可以拿酬劳。这也正是所谓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意思是说，富裕和尊贵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君子是不能接受的；贫穷与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摆脱它们，君子是不会去摆脱它们的。追求富贵和摆脱贫贱，是人所共愿，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无可厚非。但这要有一个是不是合乎“义”的问题，合之则得，不合则去。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也是他的义利观。

从《论语》中，我们可以感知，孔子对义利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承认私利为人之所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富与贵”“贫与贱”显然指的是个人的物质占有欲与社会地位欲，皆属于私利；对于符合义的私利予以肯定。“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富而可求”指的是不违背义的正当的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他甚至认为“邦有道，贫且贱也，耻也”，国家治理有方，社会安定地向富、庶方向发展，作为“士”为“谋道”而入仕求职的机会甚多，如果仍处在贫贱的困境，那只能说明个人在修养水平、能力与努力程度上有所欠缺，所以“士”以此为耻。不求不义之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果无所抑制地“放于利而行”，偏离了“义”，必然招致“多怨”；“义以为上”，孔子认为应该把“义”放在首位。“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应该自觉把“义”作为内在的道德准则，一旦背离“义”而以个人的私利为轴心，考虑问题必然患得患失，甚至“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什么勾当都会去做而无所顾忌了。是“义以为上”，还是“利以为上”，成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试金石，也就是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所谓“成人”即完美的理想人格，要培养理想人格，就必须经常自觉地见利思义，即使长久过着穷困的日子，也不忘“见利思义”“见德思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主张“所重民、食、丧、祭”，在回答子路出仕如何治理政事时，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利民、惠民为治政五种美德之首。孔子与冉有谈论治国之道时，主张先富民再教民，既增加公众的物质利益，又提高公众的道德品质，这才是完美的利民之举。舍利取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舍一己之私利，存国家、民族、社会之公利，舍个体价值取群体价值，这就是被人们称颂的“深明大义”。但在公利与公义不一致时，孔子把“足食、足兵、民信”作为最重要的三项政事。当子贡提出如果不得已要去掉其中的一、二项，该先去掉什么时，孔子回答先“去兵”，再“去食”，保留“民信”，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公众的信义比公众的利益还重要。

孔子义利观的基本特征是“义先利后，义利统一”，充分显示了儒家义利观的智慧。他认为在合理的私利、不违背公利的私利以及与道德精神相一致的私利、公利这三个层面上，利与义可以不相矛盾；在利义相悖中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即“放于利而行”，言利不及义，取利不顾义，造成整个社会“多怨”；在“蕴利生孽”积重难返的困境中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即以“义以为上”为修养境界，以“见利思义”为修养途径，当义利不可兼顾时“舍利取义”“杀身成仁”。孔子义利观中的智慧启迪了后世无数的志士仁人。

（作者单位 曲阜市教体局 曲阜市书院街道中心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