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如何定义“教育”

孔子诸多身份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大概就是“教育家”了。孔子思想流芳百世，有赖于教育：正因他教出了一大批优秀弟子，弟子们将他的言行记录下来、形成典籍，他的思想才得以流传。孔子的“政治家”身份实践较为有限，“天下大同”“为政以德”等政治理念却广为传播，也与他“教育家”的身份密不可分。研究孔子，一定离不开教育。

这就牵扯到一个“源头性”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教育”？或者说，孔子如何定义“教育”？

在孔子之前，教育是贵族的特权。孔子创办私学，平民有了受教育的权利，掀开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篇章。这也让孔子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职业教师”的代表人物。在他之前，也有教育行为，但教师并非专职。《黄帝内经》中有很多岐伯和黄帝进行“问答式教学”的内容，岐伯既“为黄帝师”又是臣子。该书虽是假托“黄帝”之名而作，但其反映的上古时期的教学场景，是有参考价值的。

在教育成为一个行业之前，人们不太可能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孔子是对其进行深入思考并躬行实践的先驱。探究他眼中的“教育”，对我们梳理中国教育的历史是有意义的。

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孔子对人的“天性”和后天“习得性”的认识。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的本性相近，因为后天环境的熏染，逐渐有了差距。本性，是先天的，是人最原始的状态，甚至可以视为“生物人”。习，可理解为“习得”，即一个人在不断接触周围环境、受周围人的影响（包括教育、教化），产生了变化。这种“习得性”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科学的教育、人文的教化，让一个人变得文质彬彬，成了谦谦君子；当然也可能相反，一个人受坏的环境影响，变得无恶不作，成为奸佞小人。

教育是“习得”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正面“习得”，是让人向善、向好的力量。在儒家经典《中庸》中，孔子对“教育”给出了更直接的回答：“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般认为，这句话是孔伋（孔子之孙，字子思，司马迁《史记》称“子思作《中庸》”）引用孔子的话。“修道之谓教”，相当于给“教育”下了定义：修养人的行为，使之符合“道”的要求，就是教育。

和今天我们对教育的定义一样，孔子也认为，教育是塑造人的过程。这个过程，要以“本性”为基础，不能和“本性”对着干。孟子强调“人性善”，儒家大致是在“性善”的框架下，强调提升自身修养。遵循人的本性而行动，即“率性之谓道”；从“率性”到“修道”，光大人性中“善”的成分、消弭“恶”的成分，就是教育。这个过程很复杂。《论语》中不少内容都是在讨论这一过程，比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教授四方面内容：文献、实践、忠心、诚信）；“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广泛地学习文献，用礼节加以约束）等。

孔子教育的目标，和当今教育也十分一致，即“成人”。这在《论语·宪问》中有所表现——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孔子的学生子路问什么是人格完备的人（成人）。孔子说：“如果有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清心寡欲，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艺，再用礼乐提升和修饰自己，就算人格完备的人了。”接着又说：“如今的‘成人’何必这么复杂呢？见到利能想到义，危难之际敢于付出生命，长久处于穷困之中却不忘平时诺言，也算人格完备的人了。”

这里的“成人”，意为“人格完备的人”“全人”，是成才的高标准。标准有5个：第一，有智慧；第二，有境界；第三，有勇气；第四，有才艺；第五，知礼仪。我们如今提倡的素质教育，不也如此吗？但同时达到这5条标准很难，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全人”。成不了“全人”怎么办？退而求其次，先保证人品，树“人”先树“德”。人品好了，其他方面的不足可以慢慢改进；品德不好，即使其他方面的能力再强，不仅不能算“全人”，反倒可能坏事。

如此看来，孔子心目中的“教育”，大致可以这样定义：以“天性”为基础，以“成人”为目标，塑造人——也就是“修道”的过程，就是“教育”。

（作者系高级编辑，长期从事教育和历史研究领域的写作、普及传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