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的“笨功夫”

大师之所以是大师，一是他们读的书特别多，二是钻研学问深入，三是学贯中西古今。大师们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下过一番常人不及的“笨功夫”。

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强调不动笔墨不读书。他说：“我的读书方法是极陈旧、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就是抄录或笔记。”他进而解释说，大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即刻抄下。资料渐渐积得丰富，再用眼光整理分析它，便成一篇名著。这种工作笨是笨极了，但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开这条路。他自己无论精读还是泛读均做笔记，只不过方式略有不同而已。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读书时习惯将自己的考证、注释、心得写在书籍的书眉上。他的文章有独特的风格，他总是习惯于先引上若干条史料，然后加上一段按语。给人的感觉是，他的文章更像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读书札记。北京大学王邦维先生曾经这样描述陈寅恪批校过的《高僧传》一书：“批语俱写于原书上下空白处及行间，字极细密，且无标点。批语多时竟至原书几无空白之处，复又写于前后页。从字迹大小及墨色看，同一相关内容的批语，往往不是一时写成，前后时有补充或更正。”读书方法真是“笨”到了极点。

文学大师朱自清先生读书特别重视做笔记，分门别类地摘抄卡片。他用这种笨方法积累了大量研究资料。他一生不仅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散文，还有丰富的文学理论著述，这是与他坚持做笔记、勤奋读书分不开的。他写的《语言志辩》等著作，不仅见解精辟透彻，其论据之丰富也令人吃惊。他这种手脑并用的读书方法，连同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曾受到教育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尊重与赞扬。

文学研究大师钱钟书先生爱读书，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也不断填补。钱钟书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那里的图书概不外借，书上也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学生们去读书，只能携带笔记本和铅笔，边读边记。钱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大约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他觉得一本书读第二遍，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的 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钱钟书大量的读书笔记，给了其远超同辈学人的知识，令其成为几代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楷模。

现代人非常讲究读书方法，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是如何花最少的时间读最多的书，有人甚至把中外名著弄成所谓的“缩写本”，供那些没有兴趣作深度阅读的人附庸风雅。这样的读书方法比大师们的“笨功夫”效率自然是成倍提高了，只是阅读的质量使人生疑。这里最大的区别是，大师们的“笨功夫”需要非同一般的精力和毅力去支撑，表面上显得愚蠢，实际上恰是一种人生智慧。

一个社会不会缺少投机取巧的人，投机取巧非常轻松；真正缺少的倒是心甘情愿下一番“笨功夫”的人，因为一个人选择了下笨功夫，也就选择了与艰难为伴，与寂寞为邻。然而，社会的远行却需要“笨功夫”推动，只有“笨功夫”才能提供这种远行所需要的底气与精神。

读书需要“笨功夫”，干别的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